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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的相关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并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较为清晰地说明中关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并扩大，这种引致过程主要通过美在华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返销美国造成。实质上体现了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关贸易不平衡的局面会作为投资贸易一体化趋势下的全球各国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现象而长期存在。同时，这种贸易不平衡局面会在中国经济各方面快速发展的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中趋于平衡。

关键词：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对华直接投资，影响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双边经贸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借助自身诸多有利条件，包括较为优异的投资环境、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丰富的消费市场等，自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扩大着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00年以后中国终于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在2006年，中国对美国年贸易顺差总额是2003年总额的近1倍。这种高速增大的逆差额度和由此衍生出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得到了社会相关各界的关注，而美国政府更是以此作为限制中国产品出口、要求人民币升值和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借口。中美贸易的巨大差额所引起双方贸易摩擦及纠纷已成为中美经贸稳健有效发展的障碍之一。因此，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深入剖析，力求合理准确地解释这个问题，从而对积极引导中美经贸在政策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上做出贡献，就显得愈发必要和重要。

　　在该问题的研究上，我国的经济学者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陈文敬、李伟（2006）指出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中美两国在产业贸易结构上的不同，使得美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消费更大程度上选择了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国大量吸收FDI而使美对东亚的贸易逆差转移并集中到中国；贸易不平衡忽略了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因素而扩大了顺差程度；中美双方不同的统计口径、统计标准，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因素和美采用的原产地原则在其中影响很大；美对华出口的种种限制更是加剧了不平衡的程度。这些原因包涵了我国很多学者的观点，王峰（2004），谢康、李赞（2000），尹翔硕、王领（2004），林桂军（2006），沈国兵（2005），分别就中国香港转口贸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互补性、东亚逆差转移和贸易统计差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原玲玲（2005）在此相近的看法上更进一步，剖析了逆差背后的美国利益，认为美国特别是美在华企业从中得利远大于损失。而石磊、寇宗来（2004）则从美国自身因素入手，认为美庞大的军事开支、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以及低利率投资所导致高涨的国内投资和过低的私人储蓄是造成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亢梅玲（2006）指出中美两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结构中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是根本性原因。同时，人民币汇率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的巨大贸易差额，其中张二震（2006）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贸易平衡问题，而是世界制造加工中心转移到中国，是全球生产格局演变的结果。如果整个生产格局不发生变化，即使人民币升值50％，中国仍然是贸易顺差。林桂军（2007）更为深刻地说明这种贸易不平衡格局是由于很多跨国企业转移到中国，因而增加了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导致出口增加，出现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研究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应该深入研究我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的关系。

　　外国学者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分析中国香港转口贸易因素和中美官方统计口径标准方面入手，其中Robert C.Feenstra和海闻等人自1998年起就对此做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其研究表明了与大多中国学者不同的观点——美对华种种保护主义措施并不能成为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之一，因为保护措施起作用的前提是对储蓄投资行为产生有效影响，而这个条件在中国得不到满足。Fung， K.C.和Lawrence J.Lan（1998）则认为中美官方的统计数据都不准确，原因在于对中国香港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等部分的计算上双方都存在处理错误，并认为这种不平衡也部分是由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引致的。

　　上述研究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对更清晰、合理地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做出了贡献，并且对该问题已有的研究多是从考察中美贸易差额的现实数据的组成和结构入手，其中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部分和中美数据统计方面是较多研究的重点。但笔者认为对这两部分无论经过如何合理的处理都不能完全消除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实。考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应立于更高更广的角度，分析求解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而仅从现实数据的组成和结构入手就显得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应认识到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在国际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大背景下产生并持续恶化的。

　　图1和图2显示了外商在华企业出口贸易与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连年持续攀升的现实情况，这种情况是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表现，而其他因素，诸如中美贸易产业结构的不同，中国香港转口贸易等因素都同样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际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表现和结果。因此，若要从本质上清晰地剖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就必须从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层面入手，而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促进资本国际自由流动的同时使发达国家就业岗位发生转移和流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岗位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是演进中的主导力量，其为寻求生产链在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将技术层次低而劳动力成本高的产业尽量外移至成本最低地区，FDI则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抓住国际产业格局演进和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同时，借助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无疑更具说服力。

　　笔者结合美在华直接投资状况，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中美贸易不平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力求探讨美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逆差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如何，以期得出能避免或缩小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的指导建议。

二、研究框架的构建

　　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我国经济学者近几年在对投资与贸易进出口关系上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实证研究，其中多运用到协整检验，ECM误差修正模型及卡尔曼滤波的可变参数模型等方法，集中探讨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与我国贸易进出口宏观总量的关系。而笔者在本文中正是借助上述部分研究方法来探讨中美双边贸易层面的投资贸易关系。同时，考虑美对华投资中对华直接投资部分自1994年之后平均占到总投资额的93.35％，因此笔者将以美对华直接投资额代表美对华投资的整体情况，同时实证分析部分所用到的数据全部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库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选取其中1994年到2005年的季度数据，并对各数据做了剔除季度干扰因素的处理。本文以UDI代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FDI），分别以EXU和IMU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从美国进口的货物贸易额，并以TBU代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差额。同时，对上述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情况和降低变量的非平稳阶数。由于文中采用季度数据，为避免美在华直接投资额可能为负数的偶然情况，在这里重新定义为：log|UDI|即：美在华直接投资等于美在华直接投资与其绝对值的比值乘以美在华直接投资的对数值。这样，当美在华净直接投资额为负数时，logUDI<0；当美在华净直接投资额为正数时，logTBU>0，其中项与UDI符号相同。

　　2.协整分析

　　在这里，使用ADF检验法检验所有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各时间序列变量均为1阶单整过程，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要求。

　　3.Johansen协整检验

　　在上述序列都为一阶平稳序列的基础上，笔者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判别变量LEXU与LUDI；LIMU与LUDI；LTBU与LUDI之间的协整关系。在确定出最优滞后期的基础上经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以上3个协整关系都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的检验，LUDI分别与LEXU、LIMU和LTBU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经标准化后其具体关系如表3所示。

　　上述协整关系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我国向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和中美贸易差额间分别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方程（1）、（2）、（3）的协整结果结合相应的Granger因果检验数据后显示，LUDI每变动1个百分点会拉动LEXU同向变化1.93个百分点，推动LIMU提升1.27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美在华直接投资弹性为1.93，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美对华直接投资弹性仅为1.27，这表明美在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国向美国的贸易出口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数据也表明随着美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将受到系数为2.12的扩张影响。

　　下面分别构造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模型的长短期动态特征。由于误差修正模型中所有的差分变量与误差修正项都已具有平稳性而避免了虚假回归问题，同时模型分为长期参数和短期参数两类，通过把这两类明确分开，既能研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可以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影响。其中，误差修正项的大小表明了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

　　以上3个ECM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均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并且3个模型各自的残差不具有自相关性，是白噪声序列。每个模型的拟合度分别为0.677、0.371和0.745，其中LIMU和LUDI的模型拟合度相对较低，可能是缺少了另外的有效变量所致，但并不影响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3个模型中的符号均符合经济意义，3个模型的误差修正项均为0.003——这一较小的数值说明美对华投资和中美贸易之间的均衡关系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才能实现从非平稳状态调整到长期稳定状态。

三、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上述的Johansen协整分析表明美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逆差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正向关系，这说明美在华直接投资的确对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得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推动中国向美国出口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弹性分别为1.93和1.27，也就是说，美对华直接投资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同时中国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中加工贸易部分顺差贡献最大。正如余永定在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指出的，2005年在中国102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出口加工贸易的顺差为1400亿美元（这意味中国的一般贸易存在3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外资占据支配地位。中国目前仍是生产并出口以本国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中国承接外来的加工贸易来实现，具体表现为中国仅仅获得来自出口到美国的最终产品收益中微薄的加工费，而大部分收益被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收入囊中。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华美资企业在对美返销中的收益却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

　　同时，正如陈继勇（2006），沈国兵（2005）等其他学者指出的，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也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加剧起到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东盟各国或地区纷纷加大了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原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从母国和原地区进口原材料、中间品、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转移到中国加工制造，然后将在中国制造出来的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些出口也全部被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周边各国和地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大实际上带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的转移，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不断加剧和美国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逆差相对减小。

　　通过以上实证层面和理论现实层面的进一步分析，更为清晰和深刻地认识到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实质上是贸易投资一体化伴随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和必经阶段，中美贸易不平衡由于中美两国在比较优势、社会性质、经济发展状态等多方面的巨大反差而成为全球不平衡中的突出一例，显得备受关注。但随着中国经济各方面的高速发展，这一不平衡态势必然会在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中趋于平衡。此间我国可通过以下几点达到降低美在华直接投资所导致和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

　　1.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改变以往的基于国境和居民的统计方法，不再将在华直接外资企业视为中国居民而归入中国对外顺差，进一步减小由于原有统计方法而高估的中国对美出口收益。将贸易活动的微观主体——跨国企业以归属国原则划分收益，具体来说就是将美在华企业返销美国的产品收益以所有权形式统计而不再记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得益，能够更为正确客观地衡量中美贸易不平衡差距。同时，这种改变克服了中国传统计算国际贸易差额的“属地”方法，而更为贴近美国采用的“属权”原则，即企业的国别取决于控股股东的国别，与企业所处的地方无关。

　　2.逐渐降低并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及各种优惠措施，完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从ECM模型（1）和（2）中的LUDIt——1，系数可以看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在推动中国向美国出口和中国从美国进口上来比较，美对华直接投资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这一结论与中国现行的引资模式和外资政策密切相关，新进入和从其他周边国家转入的外资带入了基于劳动密集生产的加工产业，这同美国国内基于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的产业互补，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同时，ECM模型（1）和（2）中LUDI的系数显示，从短期波动趋势来看，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正向拉动作用大于其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正向作用。这说明近年来我国提出的改善贸易增长方式与调解引资方向的经济政策已起到一定的效果。对基于劳动密集生产产业的进入降低优惠水平，逐渐实行国民待遇，而对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比较优势水平的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进行政策倾斜和鼓励。更应注意控制和减少来自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而减低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不利影响。

　　3.促进和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利用雁形理论通过对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来减小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巨额顺差。我国目前实行的“走出去”战略正是起到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到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来完成原先在我国国内完成的生产加工环节和产品组装。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同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的长期经济关系，又减小了中美贸易中占比巨大的加工贸易部分，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

（来源：国际贸易问题  2008年第7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