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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加大而导致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始终是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而关于造成中关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学者们则见仁见智。本文通过分类和归纳总结，尝试从统计误差、人民币汇率、外资、储蓄投资缺口、产业转移、贸易政策以及产业内贸易等不同角度对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逆差，统计误差，汇率，产业转移

　　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贸易对外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这一贸易格局，自然引起了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进而引发了许多政策性讨论和争议极强的论点。这些观点视角不同，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是仍难言正确全面，却带来了极大的政策性误导，同时也给中美之间的正常双边贸易关系带来极大的政策性风险。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观点：

一、统计误差论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很多，首先最显著的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口径、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值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修正估计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统计口径差异　Fung&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国的出口采用FOB（离岸价格），而美国的出口采用FAS（到岸价格），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为比FAS高1％，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或者由第三国获得或者列入服务贸易项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是在海关记录的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的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整10％；原玲玲（2005）认为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李毓灵、余翔（2006）认为美国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也记入中国对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贸易数字。

　　2、香港转口贸易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个统计差异是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不同处理方式。这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统计原因之一。由于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Fung&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主张，美中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美方在进口方面，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在出口方面却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出口统计为对香港的出口。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确定货物转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无法将经由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的所有产品记入对美国的出口，因而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是美中两国对双边贸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估计，美国使用原产地原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白皮书（1997）指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难以真实地反映中美贸易状况，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中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被扭曲的实质之所在；USCBC（2004）指出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香港的转口增加值达25％之多，大大夸大了自中国的进口值。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统计双边贸易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情况导致公众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存在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计算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

　　3、服务贸易统计　谢康、李赞（2000）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或者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反映，符合发达国家贸易结构的一般规律。即使中国对美贸易不存在贸易顺差，美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原因也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USCBC（2004）指出算入服务贸易时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下降。但是，由于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现象普遍存在，正确而又精确计算出中美服务贸易额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尹翔硕（2001）也指出由于服务贸易很难统计，误差和遗漏可能比较大。比如，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旅行、旅客运物费、其他运输、特许和专利费、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军事国防和各种政府服务几大类，显然，在服务统计中非常重要而且美国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而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因此可以推测，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是低估的。

二、人民币汇率论

　　该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所引起的，而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竞争优势，因此导致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论的推论自然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是中美贸易恢复平衡的根本性前提。

　　Chou（2000）分析了美中贸易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该文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的波动（具体说来是条件方差）对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当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美元波动很大的时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相应减少。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分析并没有提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或名义汇率的汇值本身对中美贸易的格局有任何影响，它只是分析了汇率的波动性。该文的政策含义当然是不明确的，因为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人为地扩大汇率的波动性以此来减少出口。

　　张曙光（2005）、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的文章分析的是中国对整体外国贸易格局的问题。其都是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贸易为对象的。卢向前和戴国强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方法对1994——2003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成立，并存在J曲线效应。同时张曙光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估算了不同幅度汇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减少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GDP和就业人数减少的规模。其中他们发现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3个季度后下降了一半以上，7个季度以后近于消失。他们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李稻葵、李丹宁（2006）收集了1980——2004年中美贸易的宏观数据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验证分析。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而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个正统计上显著的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占中国经济的规模。由于涌入中国的FDI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生产能力转向中国的表象，所以该研究支持了另一类观点，即外资论。

三、外资论

　　JialinZhang（2000）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因素，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只挣得很少的加工费；潘越（2003）指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2000年的47.97％。显而易见外资企业由此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10％左右；Bruker（2000）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TaikunJi（2004）证实虽然中国出口业绩飙升，但过去10年的出口增长中其实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

　　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的变化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有显著影响，当FDI增长1％时，出口增长0.376％。 

（来源：《国际商务研究》  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