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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储蓄投资缺口论

　　从宏观经济统计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中国宏观经济的储蓄率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90年代中期，又提升到一个更新的层次。

　　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经济恰恰相反。美国的证券市场、地产市场不断高涨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由于民众已经拥有的资产组合不断升值导致消费上升。财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纸面效应，而消费是实际效应，所以纸面财富上升导致实际消费上升，实际消费上升导致储蓄率下降，所以美国经济处于一个低储蓄率的周期。同时美国经济随着早年婴儿出生潮步入老年阶段也使得美国消费上升储蓄下降。

　　李稻葵、李丹宁（2006）定量地分析由于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的变化所导致的贸易余额的变化。事实上，从1990——2005年，上述方法所讨论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所不能解释的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恰恰是两国储蓄的变化所带来的，因为，这是两国各自总体对外贸易余额的变化所带来的。1990——2000年，由于贸易结构发生方向性变化，中国对其他国家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43.7％由世界贸易结构所带来。而2000——2005年间，由于美国储蓄率大幅降低，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差所带来，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

五、产业转移论

　　该观点认为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于东亚的制造业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该观点与外资论有着共通之处。

　　Nicholas R.Lardy（1994）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Rubin（1997）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但同一时期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Laura Tyson（1997）也明确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趋势已大体上被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地贸易逆差的减少所抵消。

　　尹翔硕、王领（2004）运用数据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对东亚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以及美国对东亚贸易的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虽然不断扩大，却并没有使中国总体贸易顺差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虽然不断增加，但是这一逆差并未使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显著提高，由此得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结论。由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他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可能比现在出现的还要大。这是因为原来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生产的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假定美国的需求总量不变，较低价格的进口使得美国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使美国在得到同样多商品的同时，付出比以前较少的成本，即在进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口总额降低；第二个推论是由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因此，只要这种趋势不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就不可能完全解决。而这种生产转移的趋势估计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转变造成的。

　　Jiawen Yang（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亢梅玲（2006）认为中国正在替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正在向中国转移。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进口，大部分是低科技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服装和鞋类产品；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还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型相关。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已逐渐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这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对东盟各国、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使上述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锐减。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5）对美国对华贸易数据专门做了分析，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扩大了从中国的进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减少了从其他太平洋地区市场进口的结果，因为这一地区的企业均已把制造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例如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上年上升了24％，而同期其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下降了12％；Greenspan（2005）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上升，但从2000年开始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由于最后的加工程序和出口程序都集中到了中国，对华逆差替代了对其他经济体的逆差，如果按出口的“增值部分”来计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小得多，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逆差会大得多；Nicholas R.Lardy（2006）指出应该用全球化的整体观点来看美中贸易赤字，在大部分的加工业中，一般最后制成品的价值的60％——70％都是进口的含量，而电子类产品中进口含量的比例可能高达90％。所以当中国越来越发挥加工厂的作用，其实是中国越来越成为组装最后一道工序的环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料及原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产品，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贸易逆差的一部分。

六、贸易政策论

　　该观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阐明。首先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因此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有大量的政策上鼓励和制度的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最近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在美国比较流行。这一理论虽然由美国学者总结提出，但是在美国政界的关注程度远远超出在美国学术界的认同度。

　　其次，从美国的角度而言，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刘向东（2006）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产业，这种互补贸易产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若美国不改变高科技禁运政策，贸易逆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Melvin&James R.（1989）就指出当开展要素服务商品贸易时，出口服务的国家必然将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服务出口国在货物贸易上出现逆差，反映了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这一实证结论说明现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及企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且改变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中国，也同样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Jialin 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James Harding（1997）曾指出，如果美国取消对华出口管制，中美哪一方为贸易逆差还很难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美贸易顺差是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上；周世俭（2006）认为中美贸易顺差其实是美国的作茧自缚行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缓和中美贸易顺差的唯一出路。

七、产业内贸易论

　　国外很多学者把近十几年来贸易量激增的原因归结为国际生产的垂直一体化，这种垂直专门化的生产与交易，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这两个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割，使得产业内贸易越来越盛行，因此，某些学者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试图阐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分析中国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中，究竟有多大比重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目前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有大约47％属于“来料加工”。这引发了对过去20年中国对外贸易成就与影响的重新评估。

　　1、出口贸易中中间品价值的统计方法　在国际上有两类方法。一是Davis（2000，2001）提出的“全球要素”贸易“账户”方法。这种方法针对Trefler（1995）提出的“贸易消失之谜”（即通常的国际贸易账户所记录的贸易流量远小于实际发生的国际贸易流量），主要估算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中遗漏掉的生产要素贸易，旨在指出现行国际贸易统计误差的大小。比如，Davis指出，仅OECD国家的国际贸易统计，按“净要素贸易账户法”来估算，误差就有20％左右。另一种测算“外包”或中间品价值在出口中的比重的方法是由Hummels、Ishi Kei——Mu Yi（20001）提出来的，他们运用投入产出法，将一国进口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这两部分，然后按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门化比率”（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用这种方法，Hummels等人对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OECD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做了一番估算。

　　2、中国12年来的出口贸易中中间品价值比率　平新乔（2007）采用了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运用中国1992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根据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1992——2003年共12年的总出口贸易与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作了分年度、分产业的计算。计算结果显示：在这12年中，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已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003年的21.8％，即上升了一半。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更高，达22.9％；分产业的计算结果说明，仪器、电子等产业出口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有的接近40％。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所占比重大约为20％。如果加上来自韩国的中间品进口，那么日韩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约占1/3，说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反映了东亚地区对美的产业链效应。中国国内流行的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贸易近50％的说法夸大了加工贸易在出口价值额中的比重，到2003年，在中国全部出口量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品的价值已达21.8％；如果只计算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比重，则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出一个百分点（22.9％）。

（来源：《国际商务研究》  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