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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复苏和消费市场变化，欧、美经济将逐步过渡到低碳经济时代，新能源、新环保技术可使欧、美日益衰退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又重新复活，将使危机打击下陷入贬值绝境的美元、欧元注入新的价值。欧、美低碳经济技术水平将成为欧元、美元内在价值的指标。同样，世界各国货币内在价值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以实体经济的低碳技术水平和低碳化程度作为价值量衡量标准。当前金融危机仍在持续时期，尤其是低碳经济还没有真正起步时期，世界各国货币价值仍以传统经济价值衡量，欧元、美元会在大规模赤字财政和印钞发行下的一段时间里大幅度贬值。随着欧、美低碳经济真正成为现实，低碳经济技术广泛推行，欧元、美元可能转而大幅度升值。

　　实际上世界大国之间有关低碳经济技术博弈事关各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欧、美国家通过开发低碳经济技术和将实体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可以达到五项目标：第一，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局面；第二，削弱俄罗斯、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石化能源输出国家发展能力；第三，打压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高碳经济的发展；第四，利用其领先的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作为技术标准的贸易壁垒，以碳关税为技术性贸易保护手段，重振开始衰退的实体经济，保持经济强劲国际竞争力；第五，夺得引领世界经济的话语权。中国能否在这轮新能源、新环保技术所推动的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竞赛中占据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先机，事关中国经济在这轮竞赛中的输赢，事关中国经济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规模之间的差距是拉大还是缩小，事关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为技术强国和经济强国。中国必须抓住这轮新能源、新环保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为中国崛起奠定坚实的经济技术基础。

　　低碳经济开发与应用直接打击以油气资源出口为主的俄罗斯和其他产油国家利益。前些年世界能源价格大涨，给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为这些国家在诸多领域提供了挑战美国利益的资本。对此，奥巴马在他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世界低碳经济技术开发和应用将抑制传统能源价格上涨，直接打击俄罗斯及中亚、委内瑞拉及拉美和伊朗等中东石化能源输出国的利益。可见，欧、美国家推崇的低碳经济不仅为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和重新振兴工业，而且还起到对新兴国家传统制造业兴起的打压，对以油气资源出口为主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利益造成极大的削弱，起到釜底抽薪作用。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包括能源在内的原材料出口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造成原材料价格下跌使出口收入大幅收缩，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俄罗斯已经意识到低碳经济可能带来潜在的世界经济利益格局调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批评一些出售资源暴富起来的企业家“除了卖资源外什么也不做”，还指出俄罗斯必须实施经济改革，需要改变经营模式和思想，如果仅靠出口能源，俄罗斯“没有出路”。

三、中美贸易再平衡未来趋势

    全球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失衡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调整了全球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但难以根本改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所体现的经济结构失衡与互补关系典型地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中美两国关系演绎也典型地代表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尼尔•弗格森（Ferguson，2007、2008）提出了“中美国”概念，认为中美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两个最重要国家，也是面对危机调整最快、调整格局最大的国家。

　　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不断升级，技术日益成熟和扩散，美国等西方制造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有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日益取代其分工地位的趋势。金融危机再次沉重打击了美国金融等服务业和制造业。美国开始调整金融服务业和实体经济，试图重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均衡，使美国经济“再实体化”或“再产业化”。美国奥巴马政府想极力恢复美国往日制造业的盛景，不惜采取露骨的令人惊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调整与改革国内经济结构，鼓励增加储蓄。为了巩固美国制造业，美国政府提出低碳经济和碳关税概念，试图重新启动美国实体经济，但是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之嫌。不过，美国一旦通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经济低碳化，美国制造业以及一些服务业将重获新生，成为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繁荣的增长支柱。然而，除非美国通过碳关税的保护手段成功启动低碳经济使美国制造业经济重新复苏，否则美国制造业逐渐衰退是一个客观规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取代美国制造业地位不可避免。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鼓励储蓄、削减财政赤字和减少进口来解决经常项目赤字问题，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结构；希望其他经济大国转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配合美国调整经济结构，恢复实体经济，不愿意承受贸易逆差和负债经营。对于美国的调整，欧洲认为，美国对待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应采取务实态度。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结构性失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客观现象，是世界经济长期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深层次矛盾演变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的、集中的反映，原因多而复杂。任何调整办法都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解决和调整全球经济失衡需要一个过程，应坚持渐进、有序原则，避免世界经济大起大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美国试图重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从进口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出口生产型经济增长模式，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除非美国人放弃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和巨额财政及军事开支。无论美国采取简单的汇率调整还是采取贸易保护手段，都将难以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结果只会损害中美经贸正常开展。美国政府的全球经济贸易再平衡和结构性调整的期望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已经加剧了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气氛，最终演变成为伤害中美经贸合作正常发展的政策工具。

　　由于美国为了挽救制造业衰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重可能会下降，被迫扩大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同时中国扩大消费和进口将使周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其结果是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影响力大幅提高，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话语权将日益提高。美国等发达国家减少物质消费，增加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自己产品的消费比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大胃口能够消费掉发展中国家的产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增加国内消费和对外国产品的消费，获得发达国家放弃的部分消费权，从而使世界经济重新走向平衡。但这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调整过程。从危机以来美国对外部消费需求和进口暂时下降，仍然会继续增加的趋势来看，美国对外消费和进口刚性不可能改变，美国国内制造业仍然在衰退，寄希望于清洁能源等绿色经济拉动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和扩大出口取得实效似乎渺茫，美国政府采取摆脱经济严重依赖金融资本、收缩金融服务业的动作违反经济规律。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完全进入高端服务业和知识产业阶段，金融资本、知识资本是主导力量，美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是更加深入地进入知识业以及以知识支撑的高端服务业。发展金融业服务业以及知识产业，让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膨胀起来支撑经济循环，才是正确选择。不过，金融资本、知识资本家获得收入越高、利润越大，国内就业人口越少，失业率越高，金融资本以及知识资本的收益应该受到适当约束。但是，金融资本、知识资本家利润过少、收入过少，低于一定阈值，这些资本可能会流失，国内就业人口或许更少，失业率更高。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复苏之后，美国经济重现繁荣最终还是要依靠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依靠繁荣货币市场、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高端服务业。所以，美国政府解决经济危机以及长远经济支柱在于寻找服务业与知识业新增长点，而不是制造业。盛极而衰的历史经验终究将起作用，美国经济不可能永远强盛，那不符合经济规律，在美国经济成本升高到一定阈值之后，可能任何奥妙的产业也无法支撑如此高的成本继续完成经济循环，那时，必然被新兴经济体的较低成本和较高创新效率所替代。这是经济规律，任何国家不可避免。

四、中国应对碳关税和绿色经济浪潮的策略

    美、欧提出以“碳关税”的市场手段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其真正意图，其背后的利益才是他们的真正动机。美、欧借解决气候变化的名义，提出碳关税概念，会引起世界各国利益格局新的调整，使气候变化问题复杂化，使气候变化谈判协商的难度更大。美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策略可能是绑架中、印等发展中大国，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义务，如果这些国家反对致使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就可以把责任推给这些国家，指责是这些国家阻碍了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从而可以逃避其企图拖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其损失与代价。其实，它就是想对别国提出更高的不合理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死结，无果而终，破坏谈判，达到自己逃避责任的目的。美国一直拖延到现在不愿签署《京都议定书》，就是不愿为气候变化付出代价，不愿为此承担应负的责任。实行碳关税达到减排目标的现实操作性较低，改善全球气候变化的事业面临危险，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受到削弱，发达国家威胁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为其在国际上为气候谈判增加筹码，迫使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让步，只会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谈判更加难以达成一致。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对温室气体排放承担应负的责任，而且想尽办法减轻为应对气候变化应付出的成本代价，充分暴露其逃避责任、破坏碳减排事业的真面露，可能会使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达成新的减排协议成为泡影。中国在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协定谈判上要把美国举措作为标杆，视美国和其他各方迈出的步幅相机抉择，既体现一贯立场原则和积极态度，又要保护我国合法权益，让破坏气候变化谈判国家尽失道德颜面。

　　关于欧、美所提出的碳关税议题，策略上中国应持无需与欧、美进行硬碰硬对抗的原则，我们既没必要反对，也不支持。碳关税在经济理论、法律、道德上均缺乏支持，在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可实现的难度很大。我们就让它自导自演，自生自灭。如果美国坚持把碳关税放到气候变化中来一起谈，估计叫发达国家先付过去碳排税给发展中国家恐难，大概对南北国家出口产品的进口关税区别对待应该可以达成一致。为达到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品的有差别碳关税，中国要坚持《京都议定书》“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联合石油供应大国、发展中外贸大国一致结成利益联盟，提高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中国要与印、俄、巴等国家沟通、协商，看清美国的目的，戳穿美国碳关税阴谋，协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则立场以及策略，共同抵消碳关税对各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在国际谈判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成为国际气候变化领域减排规则的主要参与者、制定者。

　　中国要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碳减排协议谈判，积极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以及气候友好技术的引导作用，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有利于中国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上占据道德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展现大国的责任与勇气，同时提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主张和原则立场，力促各方达成一项全球减排新协议，实现全球合作共赢。中国通过谈判争取对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展空间，尽可能减少我国碳减排压力，同时要主动做好准备迎接低碳经济时代来临的机遇和挑战，抓紧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法律法规，积极推动国内碳税征缴政策出台，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增加新能源研发和节能减排的直接投资，制定鼓励社会投资以及给予企业、民众直接补贴的循环经济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低能耗、低污染的转型升级，提倡绿色GDP考核，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尽快从粗放型转入绿色经济增长模式。此外，中国要广泛开展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积极推动低碳技术引进和外销，鼓励低碳经济技术国际直接投资与合作交流。

（来源《国际贸易》  2009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