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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金砖四国”（BRICs）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化国家的崛起，能源紧张与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凸显。金融危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问题，但长期趋势并末改变。本文旨在对二战后的日本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战略调整进行系统回顾与总结，并与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提出一些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能源，能源战略，日本，中日比较

1 、日本能源产业发展与战略调整历程

　　能源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日本能源供求形势变化和战略调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即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产业升级与后工业化时期和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经济增长、节能与环保先后成为各个时期关注的亮点。

　　1.1  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是日本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主题是“经济增长”。在这一时期，廉价的石油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液体能源革命”使石油逐步成为日本的主要能源，日本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10％。概括起来，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1946——1973年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按2000年日元可比价计算）高达9.5％以上；

　　第二，各领域（产业、民生和交通）能源消费均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1946——1973年间，能源消费弹性高达1.15％；

　　第三，产业用能快速上升是推动能耗增长的首因，产业用能占全部能耗的比重最高（1970年）曾达64.5％

　　制造业快速发展是导致产业用能增加的主要因素，到1970年，制造业耗能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59.6％，其中，原材料部门（钢铁、化学、水泥、造纸）能耗占能源消费的47.4％；

　　第四，在工业化加快发展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也显著加快  1950——1975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5％。其中，1950——1960年，年均提高2.6％。城市化进程带动了居民生活、商业和交通用能的快速增加，但其增速低于产业用能。

　　这一时期的日本能源产业发展与政策调整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

　　（1）以促进经济恢复为中心的能源政策（1945——1951年）

　　二战后，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下，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实现了重组。1951年，日本经济恢复到了战前（1934——1936年）水平。当时，能源供给主要依靠本国煤炭和水电，一次能源自给率曾接近80％。国家对能源行业实施了直接控制。1946年8月，经济稳定委员会出台了经济规划与配套政策。1946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优先生产计划》，优先发展经济恢复不可或缺的煤炭与钢铁生产。1947年4月，日本成立一家国有性质的煤炭配送机构，它成为日本政府向各部门配送煤炭的主要力量。

　　（2）以能源产业现代化支撑经济发展（1952——1961年）

　　1952年4月，日本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获得独立。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开始加速（年均GDP增速高达9.7％），能源需求也因此迅速上升（年均增速达到9.3％）。而能源供给结构也开始从以煤为主转向以石油为主，出现了所谓“液体能源革命”。与此同时，和平利用核能的准备工作也开始启动。随着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日本的能源自给率迅速降低。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能源产业发展的法律和发展规划，目标是实现能源产业的现代化。

　　（3）产业结构“重化”与能源消费的飞速增长（1962——1973年）

　　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进入了重化工阶段，年均GDP增速高达10.2％，而能源需求年均增长11.9％，能源需求弹性超过了1。尽管日本当时启动了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战略，开始引入核能与液化天然气（LNG），但低国际油价导致石油消费快速增长，1962年石油超过煤炭，成为首要能源，到1973年，石油所占比重已高达77％。为了促进石油的稳定供应，1962年5月，日本出台了《石油工业法》，并在1962年10月实现了原油进口的自由化，同时加强了石油炼制环节的监督管理。1967年7月29日，日本颁布了《石油公团法》，规定石油公团主要任务是提供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时所需要的资金，以确保石油等的安全低廉供应。

　　1.2  产业升级与后工业化社会时期

　　第二阶段是石油危机到1997年，是日本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时期。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界，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1.2.1  石油危机及向高能效结构的转型（1973——1985年）

　　1973年10月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经济，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通货膨胀，并导致经济增长的“硬着陆”，1974年，处在高速增长期的日本经济出现了0.2％的负增长。为应对石油危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短期措施，政府对大型工业部门的石油和电力使用实施了1 0％的限制，通过劝说鼓励公众节约能源，并在短短6周内起草了《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和《石油供求优化法》两部法律。

　　日本政府努力摆脱短期能源困境的同时，意识到必须采取十分有效的长期结构性政策（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节能政策），主要包括：

　　第一，组织措施。1973年7月，日本成立自然资源与能源厅，隶属于通产省（现经产省），负责能源资源管理。1980年10月，“新能源开发机构”成立，专门负责新能源、替代能源（太阳能、地热和煤炭液化等）及相关技术开发。

　　第二，核能开发。为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实现发电能源的多样化，日本将发展核能作为石油替代的最主要突破口。1974年6月，日本通过了《发电厂周边区域发展法》、《促进发电征税办法》和《关于促进发电措施的特别说明》等法案，授权政府直接参与加快发电厂建设，从而为核电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三，新能源发展计划。为减轻对石油的依赖，日本将发展新能源列入了日程。1974年4月，日本启动了  “新能源技术开发计划”（即“阳光计划”），组织开发石油替代能源，支持相关技术研发活动。1980年5月，日本发布了《替代能源开发与引进法》，提出了替代能源供应的目标以及一系列必要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使得日本在世界新能源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节能措施。在节能领域，1978年4月，日本实施了“节能技术开发计划”（即“月光计划”）。1979年7月，日本颁布了《能源利用合理化法》（即《节能法》），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企业和个人应遵循的节能标准。所运用的主要手段包括：第一，指定“能源利用管理示范工厂”（能源经理、能源计划与能源报告制度）；第二，引入建筑节能指导办法；第三，强制显示汽车、空调等的能耗数据。

　　第五，国际合作。1974年12月，国际能源机构成立，日本成为该机构的第二大财政赞助国。在石油需求方面，1979年6月，七国集团东京峰会召开，会议确定了1985年的各国石油进口上限目标。在石油供给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为稳定石油供应渠道，日本强化了与石油生产国（包括中国）的长期合作关系，特别是通过对外援助及对资源开发项目的补贴（出口和投资信贷）等形式参与海外油气资源开发。

　　第六，石油储备。1975年12月，日本出台了《石油储备法》，提出了储备目标，并开始向私营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由私营公司进行储备。1976年6月，日本发布了《能源储备五年计划》，提出到1 9 80年，石油储备量达到90天石油进口量的规模。1978年6月，日本批准了由日本国家石油公司进行石油储备，从而首次引入了国家石油储备制度。

　　1.2.2  能源市场自由化与气候问题的提出（1986——1997年）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各方协议抛出美元以推动美元贬值。此后三年日元升值了50％，日元的国际购买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国际能源价格也快速回落，这两个因素使日本的石油进口成本明显下降，为能源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内因上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生部门及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也大幅度提高，导致能源消费弹性仍接近1（年均经济增速为3.2％，能源消费量年增速3.1％），日本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提高能效，控制能源消费持续上升势头。为了进一步提高能效、刺激国内消费和提高本国产业的成本竞争力，日本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非管制化措施。

　　在石油市场改革方面，日本采取的自由化措施最为彻底。在改革前，日本只允许本国石油炼厂进口石油产品，这一政策导致日本的油价越来越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是美国的3倍，欧洲的2.5倍）。从1987年开始，日本先后颁布了《石油行业解除监管行动计划》、《1990年代的石油行业发展愿景与政策措施》等文件，直到1986年日本废除了《特别石油产品进口法》，实现了石油产品进口的基本自由化。2002年1月，日本又废除了《石油工业法》，实现了石油工业的完全自由化。

　　在电力行业发展方面，日本虽然也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步伐要缓慢得多。在日本电力行业，缺乏竞争被认为是导致日本高电价的诱因（1993年日本电价分别比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高23％、27％、35％和41％）。1995年4月，日本通过《电力公用事业法修正案》，开始推行第一阶段的批发电力市场自由化改革，允许独立发电厂商参与其中。1999年5月，《电力公用事业法修正案》获得通过，其中规定针对大客户的零售业务实现自由化，成为结束电力公用设施企业区域垄断的第一步。2003年6月，日本又修订了《电力公用事业法》，要求进一步实现电力零售环节的自由化。电力行业改革强化了市场竞争，但总体而言，日本电力市场仍是一种“诸侯割据”的区域垄断格局。

　　随着世界能源消费量的上升，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突出。1990年10月，日本内阁决定采取《抑制全球变化行动计划》，提出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1992年6月，日本率先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字国。

　　1.3  《京都议定书》与能源安全时代

　　《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使得日本在减排温室气体方面成为最活跃国家。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及后续的措施对日本构成了重大挑战，这同时也是日本实现“二次蜕变”的机遇。与此同时，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化国家的崛起和能源消费增长改变了国际能源供求结构，日本必须重新定位其能源战略，以维护能源安全。总之，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环境保护与能源安全”。

　　《京都议定书》要求日本在2008——2012年完成6％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1990年相比）。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的中期目标，因为具有挑战性，这在日本产业界引发了很大争论，日本的相关产业将因此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

　　在能源战略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世界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及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日本启动了新一轮国家能源战略研究，并很快出台了《能源政策基本法》（2003）、《基本能源计划》（2003）、《2030年长期能源展望》（2004）三份基础性文件。在此基础上，日本在2006年出台了《新国家能源战略》，其关注点是能源安全。它包括三个彼此联系的定性目标：第一，建立日本国民可以信赖和依靠的能源安全措施；第二，通过综合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解决方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三，致力于帮助亚洲及世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

　　除了定性目标外，日本还提出了明确的阶段性数字目标，以便政府和民间组织能形成共识，并确信自己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从而增强战略的可操作性。第一，节能目标是到2030年间，日本能效至少再提高30％，而1973——2003年，日本的能效已经提高了37％；第二，降低石油依赖度目标是到2030年降至40％以下，1973——2003年，日本的石油依赖度已经从近80％下降至不足50％；第三，降低交通部门石油依赖度，从现在的近100％降至2030年的大约80％；第四，核能发电目标是核电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从2004年的29％提高到2030年的30％——40％，在1973年这一比例仅为3％；第五，日本公司拥有石油进口权占全部进口的比率从目前的15％提高到2030年的40％，在1970年时期，这一比率仅为8％。

2、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研究日本的能源产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能源需求存在着“两波推动”规律：第一波是工业化进入中期（标志是重工业快速提高）后所导致的产业用能的迅速增加；第二波是“后工业化社会”民生用能（包括居民生活用能和商业用能）和交通用能推动能耗持续增长。

　　2.1  中国正处于产业耗能快速上升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发展阶段上看，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速较快，二产占比较高，重工业增长明显快于其他部门，这些因素导致能源需求飞快增长。

　　从未来趋势上看，与日本一样，中国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工业化阶段，并且会再持续20年以上（大约到2030年）。原因在于：第一，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东、中、西三大地带发展差距很大，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会梯级推进；第二，与当时日本面对的国际环境不同，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面对的是更为开放的全球市场，制造业将因巨大的规模优势而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这一判断意味着中国的产业耗能增长周期将明显长于日本，面临的能源形势将更为严峻。

　　2.2  中国必须及早正视来自民生和运输领域的能源需求增长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相对于产业用能，居民生活、商业用能和运输用能的增长将更具有持久性。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产业用能增长的同时，其他领域用能也会出现快速增长，只不过其增速慢于产业用能。随着工业化过程的终结和经济结构升级，产业用能增速逐步减缓，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而民生用能和交通用能还会延续增长势头，逐步成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以运输用能为例，2008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6467万辆，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为49辆。中国现在的汽车普及度大致相当于日本在1962年的水平（52辆/千人），已经进入了汽车快速增长期。按照保守测算（2008——2020年均增长8％，2021——2030年均增长4％），2020年中国的汽车拥有量将超过1.6亿辆，2030年将超过2.4亿辆。因此，中国必须尽早采取有效措施，推广节能汽车，降低汽车能耗水平（目前为8.06L/100km），在这方面日本有着较好的经验。

　　2.3  日本的节能经验值得借鉴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在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的同时，启动了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节能措施，逐步发展成为了世界领先的节能型国家。

　　2000年以来，以国际油价为代表的能源价格快速上涨，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08伞石油价格已经达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的1980年水平。不同于日本，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原因有三，一是中国面对着更广阔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因而可以分散风险；二是中国正处于增长动能最强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阶段，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化率达到75％）；三是中国对外能源依赖度低于10％，而当时日本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对石油的依赖度更是接近80％。

　　2.4  中国必须重视市场机制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除了采取一些技术性手段推动节约能源和降低能源对外依赖度外，如前所述，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还逐步推行了能源市场自由化的措施。日本通过自由化改革突出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强化了政府在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方面的职能。

　　中国的能源行业是以高度国有化和管制化为主要特征的，尽管政府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面对紧张的能源供求形势和某些利益阻挠，改革步伐迟缓，特别是在能源价格方面。能源价格过低被认为是影响能源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节约的重要原因。

3、总结

　　综上所述，二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能源战略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在二战后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的工业化时期，廉价的石油为日本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战后日本出现了“液体能源革命”，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一度升至近80％。在这一时期，日本的能源战略主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核心，能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石油危机的爆发迫使日本经济“硬着陆”，1974年甚至出现了二战后的首次负增长。石油危机是战后日本能源战略的“分永岭”，此后，日本便开始走上“节能之路”。日本的节能措施从产业领域开始，逐步推广到民生和交通领域，逐步形成了一套世界领先的“节能体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还看准了气候变暖问题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机遇，充当起了“减排先锋”的角色，日本主持召开的京都会议被认为是人类应对气候变暖的里程碑。与此同时，面对新兴市场化国家兴起所导致的石油竞赛，日本展现出了积极的战略姿态，在2006年提出了以能源安全为核心的新国家能源战略。但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日本国力的相对下滑，能源85％以上都依赖进口的日本将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能源形势。

　　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中国面前。中国正处于能源消耗快速上升的工业化中期，类似于日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状况，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当时的日本做一对比。相对于日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面临更多国际能源与环境形势问题，石油进口依赖度越来越大的中国不得不面对高昂的国际油价，按可比价值计算，日本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1950——1970年）所面对的国家油价在10——20美元/桶（2008美元价值）的水平上，中国则不得不长期面对70甚至100美元/桶的高昂油价。从有利的方面看，中国拥有庞大的煤炭资源储备和丰富的水利资源，在未来几十年基本上可以保证80％以上的能源自给率。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凸显，中国将面临着日益增大的节能减排压力，而这一问题，在工业化时期的日本不存在。因此，中国必须在能源战略方面做出更为系统的规划，才能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环境问题。

（来源：《中国能源》2010年第03期  20100426）

责任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