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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生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国内存在着一系列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片面认识，这些片面认识显然是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实际上，对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学者和政客都心知肚明。美国一部分人之所以不断以经贸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横加指责，实际上是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分析起来，既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源。

　　（一）从国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因素。

　　在中美经贸交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老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没过多久又发生反复，而且新的问题又会接着发生，可谓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实际上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正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不久前所指出的，“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简而言之，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

　　1.美国国会、党派竞争的影响。

　　美国炒作中国议题经常是随着其国内政治经济“气候”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上半年通常是中美之间的多事之秋。美国舆论拿中国“说事”每年都有一个周期。二月份开始出现迹象，三、四月份升温，五、六、七月达到高潮。其中的原因就是，每年的上半年都是美国国会通过各种预算案的时候，各种力量都要为自己多切一点预算蛋糕而制造理由。于是，跟美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有差异，贸易又不平衡的中国便成了首选的靶子。

　　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制衡也是影响中美经贸气候的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借对外政策“作秀”的成分。尽管政府是相对务实的，但就对外贸易政策而言，由于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授予了国会，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力大于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因而在政府和国会的互动过程中，对外政策有时便会成为牺牲品。美国政府是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因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在“强势国会”的压力下，政府又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与白宫相比，国会议员更多地代表着各自选区的选民利益。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美国国会议员要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们的提案多数反映本地区选民的意愿。有些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提案在局部地区来看，可能对保护当地经济有利，但从全局和战略层面看，则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国会议员首先考虑的是选票，只要对增加选票有利，都会被用来炒作，至于提案本身是否从根本上反映国家的根本利益倒在其次。

　　2.美国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

　　美国学者彼得•格里维奇在其著作《困难年代的政治——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分析》中指出，政客们和其他在体制中有一席之地的人做出最终的政策选择。他们的权利来自于现存制度。不过政治领导人总得想办法谋得职位并且保住它。所以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希望能从受影响的劳工、投资者、消费者那里得到认可，最好是得到欢迎。他们的政策选择必须能够动员或维持政治支持。

　　首先，面对选举政治，美国需要为不景气的经济寻找“替罪羊”。经济问题历来是美国选举的重要问题。而近年来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范围很广，例如，双赤字问题、医疗支出问题、养老金问题等，这些都使经济问题在各种选举中突出出来。各种政治力量会围绕经济问题互相攻击，做足“文章”。因此，为了选举，美国政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一点，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指出，从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痛苦中，美国的政客和商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为这些麻烦而责备的对象：中国，或更明确地说是人民币，已成为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

　　其次，面对选举政治，美国要迎合利益团体的需要。显然，在美国，无论是贸易政策还是国际金融政策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利益集团相互角力的政治过程。近年来，“健全美元联盟”是美国国内“人民币升值”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这个由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等80多个团体所组成的联盟，代表着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贸易团体的利益，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必争的“票源”。为了获得众多诸如“健全美元联盟”等制造业团体的支持，布什政府和国会自然要迎合他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

　　事实也证明这些利益集团的游说是非常有效的。近年来，美国国会为人民币汇率举行了大量听证，并接受了制造商的几乎所有言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受政治利益驱使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是回应国会的要求，货币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家在为制造业选区的选民考虑。从这个角度看，要求中国浮动汇率实际上是治疗美国国内政治伤口的手段。

　　（二）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片面认识和消极因素的产生和存在实际上有遏制中国的意图。

　　1.利用经贸问题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

　　把经济问题同其他问题挂钩对美国来说并非新鲜事，而那些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持批评态度的人更是认为，贸易仍然是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逼迫中国在其他领域让步的一张可以利用的“王牌”。他们认为美国需要用经济压力来抵抗中国的外交攻势。早在1999年中国追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有议员就曾经非常露骨地说：“中国如果以现在的条件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接纳，那么美国总统在未来就不可能运用这个‘挂钩’来牵制中国的力量。”他们认为，“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就不可能再有效地运用从中国进口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对台湾潜在的威胁、在西藏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

　　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在批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时附加了许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在美国国会单独设立一个与行政和立法部门联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监督中国的人权记录”。

　　时至今日，某些美国议员仍坚持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即一项不能带来政治利益的贸易政策便不是什么好政策。所以他们在考虑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时便往往“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总是试图通过经贸的压力达到经贸以外的目的。

　　2.利用经贸问题羁绊中国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对手和竞争者，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中国经济威胁论”抬头。2007年5月，美国合众社和佐格比调查机构共同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美国的经济威胁。2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59.9％的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经济威胁。在被问到什么才是中美之间最为重要的议题时，29％的人认为是巨大的年度贸易逆差，21％的人认为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而另外13％的人则认为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形成的竞争。另外，在采访中，还有83.7％的人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是美国经济的更大威胁。

　　“威胁论”必然导致“遏制论”。遏制中国，延缓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题为“聚焦龙：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二十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最理想的方法。否则，等到中国经济真正崛起的时候，美国就失去了战略上的先机。因此必须在对华贸易上对中国进行控制。

　　对此，俄罗斯《商报》引用俄经济学家的话说，美之所以在贸易上找中国的麻烦，根本上还是因为把中国看作假想敌，不让中国强大起来，绝不希望在世界上出现一个可与美国相匹敌的大国。

　　总之，近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复杂，仔细分析，其中的消极因素具有各个方面的根源。全面分析影响中美经贸合作的消极因素及其根源，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并进一步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来源：《国际经济合作》  2007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