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对中美经贸的影响及中国对策(下)
二、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前景预测
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互利双赢的,而且随着双方对彼此的重要性在相互交往的加深中越来越强,这样的一种格局导致双方在处置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敏感性议题时将会格外小心。虽然国际政治、外交、安全等因素也制约着美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利用其权力优势地位,但至少从目前情况看来,在双边摩擦中我国仍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正如以上分析所指出的,更具有“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的性质。双方的这种不对称性仍将保持相当一段时间,而只要存在着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就将保持一种固有的权力优势,也使得在博弈中占优势地位的美国可以相对容易地采取其想要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对华逆差问题到人民币汇率问题都会被美国利用,来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乃至中国的经贸政策。正是因为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存在着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而美国在这种态势中处于优势,因此,利用从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中获得的权力支配地位,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可以在各种议题上处于攻势,而中国处于守势。如奈所言,“依赖性小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赖,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看重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就拥有某种权力。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
此外,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是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而大国之间不可能存在一种不涉及政治因素的、纯粹的经贸关系,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的那样“……政治上的考虑也大大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活动,使得彼此存在差异。国家以及其他强大的行为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经济活动,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由于中美之间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和国际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即使处于相互依赖状态的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获益,但也可能为了利益的分配而发生争斗。这导致中美之间一个经贸问题解决或缓解了,会避免不了新的问题再被美国挑起。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诚如约瑟夫•奈所言,“如果各方都希望稳定,那么就可能在均势中出现共同获益的局面。新的经济相互依赖政治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括合作性的正和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美格局中,即使美国具有“权力”,它也仍然会谨慎出牌,如果美方过分的要求导致极端的“双输”局面,即使“输”得少的一方也是输。
从中美近年来的相互依赖状况来看,非对称性虽仍存在,但已有所改善。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比重逐年稳步上升,2001——2008年期间,已经翻了一番多。同时,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也满足了美国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低成本商品的更多选择。而我国在直接投资上也有联想、腾中等企业的大手笔投资,只要美国对外来投资政策的放松,众多等待机会的国内企业也将进入美国;美国国内的一系列问题,如赤字、医改等所需资金也依赖于中国资金的继续流入。而且,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一些改善双边不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契机。美国地位是否下降,见仁见智,但是中国的上升却没人否认,如果按比较的角度来讲,至少美国维持现状的基本事实与中国上升的现状却形成了对比,也可凸显中国的上升。虽然这一场危机并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美国的经济地位,但是却带来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对中美的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过去一直是认为自己能独立解决一些问题,而这次从危机开始即尝试寻求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尤其是中国地位的凸显都对此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取代美国,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未来获得权力的基础,而与经济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如地缘政治、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等,也使得美国不会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随心所欲的政策取向。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和中美双边对美国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原来存在的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影响力也开始逐步平移,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制定所具有的影响力也日益上升:一方面体现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上的一定程度的克制性;另一方面更重要地体现在其在双边、多边政策中寻求中国的支持。因此,从这些来判断,我国与美国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有所改善。
要达到对称性相互依赖虽然很难,但这种改善的过程对中美两国来说却是意义重大,而且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最终的结果。约瑟夫•奈说:“完美的对称现象是极其罕见的,只有一方依赖另外一方的那种绝对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少见的。非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经济因素制约:一方面是两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和贸易中所得的绝对收益;二是损害双边关系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因此,从历史的维度看,为获得比目前更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我国也许还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接受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美国权力优势,甚至要忍受美国的“刁难”。
三、对策建议
1.改变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三驾马车分配不平衡,净出口仍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也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具有必要性,也非常具有合理性,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升自身经济实力、提高民生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经发挥了其应该发挥的作用,当前必须要切切实实地推行增长战略转变,刺激内需,只要中国经济增长不以内需为主,不减少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市场的依赖,从而消化中国自身的巨大生产能力,那么这就是中国的短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现实也就不能改变。而且我国的大量出口也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众多发展中国家既不能在高端领域与中国竞争,能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低端领域又不是中国的对手,有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的疑虑、担忧甚至反感。
2.改善出口商品结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企业根据自己的盈利情况确定其出口价格。从比较优势上来看,价廉物美是我国产品的最大优势,但是,我国的价格优势也是中美摩擦的重要因素。美国在微观经济领域挑起的摩擦,也正是这些仍保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和就业、与我国企业相比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因此,为了避免更多的经贸摩擦,同时也出于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需要,我国应在保持这一优势的同时,通过多个政府部门的协作,通过加快要素价格改革,使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开采成本、使用成本、环保成本、经营成本、出口成本,来避免廉价资源的出口,引导企业转移对价格优势的侧重,在出口中不要只打价格牌。此外,对我国向美出口更具威胁的是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信心,这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措施,既在产品标准上向国际标准看齐,又要加强在国内生产环节的监督与管理。
3.进一步推动国内信用体系的建设
许多国内企业宁愿少赚取利润,也愿意将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这其中有国内信用体系的问题。如果国内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包括收款等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能解决,企业也不会再一窝蜂地盯住海外市场,同时这也有利于内需的增长。
4.进一步扩大进口
包括萨默斯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声称,金融危机过后,未来的美国经济将由消费拉动转为出口拉动。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经济转型契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进口,一方面有助于缓解我国目前面临的巨额外汇储备困境;另一方面,增加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力,保持中国的话语权,并培育形成自己的权力优势。
5.大力推进企业“走出去”
截至2008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积净额1700.6亿美元,但与我国截至2008年年末吸收的8831.4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以及2.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仍占很小的比例。我国每年获得的外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不应再进一步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尤其是再以美国国债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而应该将他们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通过投资美国减少中美贸易摩擦,也许在近期并不现实。日本当年增加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对美国构成直接竞争的领域,如汽车等。而从目前来看,中国大量对美出口和形成贸易顺差的并不是直接对美国自身产业构成竞争的,更主要的还是互补性贸易结构,如日用消费品等。我国到美国投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具备优势;而其他高端制造产业,目前也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中国完全有能力扩大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欧的直接投资。既可以将目前的对美顺差结构转移一部分出去,化解在中美贸易摩擦方面面临的种种矛盾,还可以通过在这些地区的大规模投资积累经验,为进一步投资美国等发达国家打基础。
6.积极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制定
在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只要感到利益受损,就会向其选区的国会议员,或者向商务部提交诉状。但目前在我国,企业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和参与决策制定的可能性并不高。对此,我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鼓励企业积极、直接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有问题及时反映给政府部门,让政府部门直接了解它们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或是竞争中所处的风险,对相关决策的推出及与美国的谈判提供事实依据。
(来源:《国际贸易》 2009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