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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禁区”，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来源：《经济界》  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