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就业问题主要是国内问题，对我国的汇率和贸易政策的攻击是没有依据的。

（一）人民币汇率与美对华贸易逆差没有必然联系，升值无助于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首先，人民币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而不是固定汇率，近年来对美元在不断升值。从1994年实行外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年平均的8.6187升值到2002年末的8.2770，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物价水平很低的因素，到2002年底，人民币相对以上三种货币实际升值幅度分别高达18.5％、39.4％和62.9％。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从1994年1月到2002年9月，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或贸易权重指数）升值了13.9％；考虑物价变动因素后，同期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 21.5％。

　　其次，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的逆差没有直接关系，升值无助于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的解决。人民币汇率近5年实际上是钉住美元，对美元还在升值，但美对华贸易逆差仍然有所上升，可见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从1995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多数年份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主要与外资流入相关，而与人民币汇率本身关系很小。既然问题症结不在于汇率，人民币升值可以说是下错了药。比如日本自广场协议至今的18年来，日元大幅升值，但美国对日本仍然有很大逆差，即使日本有10多年不景气，仍不能解决逆差问题，；另一方面，欧洲1985——1990年间货币普遍出现了升值，而制造业的竞争力反而加强了，可见汇率不是贸易不平衡的症结。如果按照高盛集团的测算，人民币低估了15％左右，由于中国出口的结构因素，加之国外加价部分很高，退一万步说，即使人民币升值15％，也根本解决了逆差问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依然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而且中国对美出口额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人民币汇率变动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

　　第三，稳定汇率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汇率更灵活并不意味着必然升值。历史是一面镜子，六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货币包括日元纷纷贬值时，中国在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需求不振、失业增多和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等多种不利情况下，人民币贬值预期也非常强烈。我们顶住了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即使自己承担牺牲，也不会做出以邻为壑的短视举动，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最终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六年后的今天，面对要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的言论，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我国的汇率制度是同当前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我国将继续本着象1997年一样的负责任态度来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又一次郑重承诺。

　　在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后，人民币汇率最终由经济基本面决定，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当前我国经济还存在国有企业困难较多、银行不良货款比重较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等问题，即使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善后，也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只会升值而不贬值。如果再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类似的情况，按照市场力量的作用，人民币肯定会贬值。

　　第四，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规定哪国该实行何种制度，不干涉我国汇率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IMF不应当参与对中国施加压力、不应当强迫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中国稳定汇率曾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作出过积极贡献，是不应当被忘记的。个别国家的少数人只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强求人民币升值，是缺乏客观性的。

　　第五，汇率不是我国际竞争力强的主要因素，最根本的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汇率只是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一个因素而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靠汇率政策发展起来，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只靠汇率政策就可以摆脱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有人把日本、美国等国的经济问题统统归结到汇率问题，或其他国家的货币币值问题，过分夸大了汇率在经济发展中作用，而且也容易掩盖自身经济发展中内在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拖延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最终也会在欲害人时害了自己。中美制造业成本差异非常明显。美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高而且呈现不断上升，按照雇佣成本指数（ECI）计算，美国制造业的雇佣成本从1990年107.2（1989=100）上升到2001年的154.6，增加了44％；与之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基数低，而且剩余劳动力供给几乎无限，这种优势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能都抵消。另外，即便美国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必须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方寻找替代品，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每年为此多付出几百亿美元的额外支付。

（二）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而不是中国有任何保护主义政策。

　　据美方统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对美国的第一大逆差国。到2002年中对美贸易顺差达1031亿美元（日对美顺差701亿美元、加拿大498亿美元，墨西哥372亿美元）。虽然中方公布的对美贸易顺差远较美国公布的数字为小，2002年为427亿美元，但美国贸易逆差在迅速增长则是事实，其根源在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所形成的优势互补。

　　第一，中国顺差在下降而不是上升，中国贸易总体上是平衡的。1——9月，中国贸易顺差仅91.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54.3％，预计全年顺差也仅100亿美元左右，同比下降65％左右，占我国GDP的份额仅为仅为0.7％。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也不算大，比如2002年德国、日本贸易顺差分别高达1189亿美元和796亿美元，我国只有其1/4和1/3，加拿大的贸易顺差也达249亿美元，德、日、加贸易顺差占其GDP的比重分别达6％、2％和3.4％，都比我国高。

　　虽然中国贸易近年来从总体上讲是基本平衡的，但就双边贸易来看，美方确实存在着较大逆差，但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出口能力弱造成的。据我国统计，从1972年建交开始，美国对华贸易二十一年都是顺差，从1993年起才出现顺差。是非曲直差的实质不在于我国对美出口过大，而在于美国产品对我出口能力弱。换个角度看，按照美方的数据，假如现在双边贸易基本平衡，我国将出现6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肯定是难以承受的，近年来的东南亚、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

　　第二，我国进口包括从美国进口一直在高速增长，逆差问题在于美方出口能力弱及有关出口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度大为提高。据世界银行资料，中国的进口渗透率（import penetration）从1986年的33％提高到1993年的50％以上，1996年是38％左右；与同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分别约为30％、38％、42％）；远高于日本的数字（分别约为10％、13％、20％）。据OECD分析， 1996年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是55.5％，高于日本的42.1％和澳大利亚的41.2％，说明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内部分工的深度很高。对于一个开放不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进展是神速的。加入WTO以的后，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在2001、2002年世界贸易分别为下降4.3％和仅增长1.4％的情况下，我国进口分别增长了8.2％和21.2％，今年前三季度进更是高达40.5％。认为一个进口增长40％以上、进口增长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的国家在搞活经济贸易保护，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即使按照美方统计，2001、2002年我国自美进口分别增长了18％和15％，中国高居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十大市场中的首位，而美对位居第二的墨西哥出口增长不到2％，与中国不可同是而语。今年1——7月对华出口增长更是高达22.1％，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出口的增幅。问题就在于我国有大量进口，但是由于美国产品结构、竞争力和出口限制等自身原因，使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不强。比如我国今年将进口3000亿美元的产品，今后3年将进口上万亿的产品，市场摆在哪里，我们也希望更多美国产品主动进入中国市场来。但一方面美方主张扩大对华农产品出口，但农产品价值有限，对消除贸易逆差作用不大；另一方面，美国对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实行限制，比如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有关出口管制部门在对华高技术出口和项目合作方面实行了严格管制措施。目前部分制裁措施虽有所放宽，但仍有部分剩余制裁尚未解除，如对我卫星发射问题的限制已严重影响到我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的份额，给我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同时，在实际审批程序上，美方在对华出口审批时采取了比对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的歧视性做法。2002年，美出口审批的平均时间为39天，而对华出口审批的平均时间仍为70天左右。

　　第三，中国主要依靠外资企业或加工贸易出口，其中不少是美国企业的出口。当今世界，跨国公司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导力量，如2000年哥斯达黎加、匈牙利、爱尔兰、墨西哥外资出口占比分别达到50％、80％、90％和31％。我国出口中外资企业或加工贸易的比重都占一半以上，外资企业出口中美国公司占很大比重。如我国外资企业出口比重高达55 ％左右。正如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所言“10多年来造成中国出口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跨国公司有意采取的外购战略。”（2003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从1994——2003年，中国出口额增长了2倍，但65％都是外资企业贡献的。特别是在出口增长快的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比重很高。2002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中，外企占63％，出口增量占70％；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2.2％（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55.4％），出口增量中占90％。2002年加工贸易占对美出口总额的66.9％，占高新技术产品对美总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89.7％。如我国发展较快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001年高达67.2％，比全国平均高42个百分点。

　　第四，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促使美国对其它东亚国家逆差转成了对中国的逆差。由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我国外企绝大部分进口来自于亚洲地区，而出口主要是到欧美。美国对亚洲其它国家的逆差转变为对中国的逆差。如1997——2001年美国对中国和四小龙的进口总量在美国的市场份额都在17％左右，但中国的份额上升了1.8个百分点，与四小龙下降的份额基本相当。

　　第五，美对华逆差是互补性逆差而非竞争性逆差，体现了国际垂直分工。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中国不得不更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目前中国平均工资只有美国、日本的3％左右，低工资造成中国产品成本低、价格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带动了出口增长，而这些出口产品多数是美国自身结构调整在减少或不愿生产的领域。美国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但消费并没有减弱，经济增长明显低于消费增长，故而扩大进口，所以会大量进口，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正好满足了美国的需求，使美国广大消费者受益。

　　两国间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反映了互补的现实。据美商务部统计，1999年中对美出口最多的五种商品依次是玩具、游戏和运动器械、靴鞋、通讯设备、计算机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办公机械和零件；美对中出口最多的依次是航天和航空设备、肥料、通讯设备、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半导体、晶体管和两极管，可见中对美大宗出口的前两类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而美对中大宗出口的前两类产品则都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又据美中商务中心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信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到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结构表面上有了明显优化，前5位分别是杂项制品（占全部对美出口的18.4％）、办公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占11.7％）、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10.7％）、鞋靴（8.7％）、电力机械器具（8.1％），可见计算机通信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显著上升，主要靠加工贸易，其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高达89.65％，中国只是从事高技术产品的加工制造环节，而美国从事的则是高技术中的高端产品以及设计和营销，属于产业内及产品内分工，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实质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种分工是产业链的内部分工，在利益分配上高端产品和设计营销总是拿大头，而低端产品和加工制造则只能拿小头，因此中美贸易推动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可见，两国贸易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即使在高技术领域，中国出口日益上升，但同美国之间根本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关系，是双赢而不是零和。

　　第六，如果把跨国公司的销售和转移计算在内，中美贸易差额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占很大比重，如把它也算在贸易内，美国就是大量贸易顺差而不是逆差。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高达2.1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当年货物和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的3倍；同年美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为2.4万亿美元，这样，美国当年应是顺差4940亿美元而不是逆差1588亿美元。正如美国《外交》杂志2001年5——6月一篇名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过分担忧的危险》一文所言：“在销售地生产越来越成为美国公司的一条原则。大量的市场机会、永不停止的技术进步、模糊的行业界限以及无情的行业竞争，都要求美国公司不仅通过出口进行竞争，而且通过对外投资来竞争……美国最关注的不应是贸易逆差，而是扩大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和占领市场”。

（三）美国贸易逆差大是自身多年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本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参与国际分工等国内因素的结果。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4352亿美元，比上年猛涨了21.4％。美国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国内结构性因素与经济周期内，也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力、财政赤字、利率、汇率、贸易壁垒等多种因素有关，近年来还同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相关联。

　　第一，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结构上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要用贸易差额平衡，这就是贸易逆差和顺差的根源。比如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所以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对外净投资和债权；但由于美国近30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是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导致求过于供。从1972——2001的30年里，有22年总储蓄小于总投资，所以多数年份有贸易逆差，同时表现为外国对美净投资和债务。近年来美国总储蓄占GDP比重仅18％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左右；但美国总消费却占GDP的82％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个百分点左右。高消费的结果，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不得不寅吃卯粮，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第二，产业内分工特别是产品内分工的深化，扩大了美国的逆差。在信息化、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上世纪90年代，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公司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引起的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制造环节转移和外包等加快，他们利用国外子公司去装配和配售产品，形成大量的公司内贸易，这种内部贸易就显示成贸易逆差。据美国贸易逆差审查委员会的帕季米特里欧等陈述，“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口占美国1997年制造品进口的31.3％。几乎这些进口的2/3（65.7％）来自于他们的外国附属企业，相当于1997年制造业进口的20.5％。”。公司内部贸易逆差占制造业整体贸易逆差的比重很高，1997年美国全部制造业进口为7286 亿美元，全部制造业出口为5812亿美元，贸易逆差1374亿美元。1997年美国通过公司内部贸易出口总量为2395亿美元，而进口总量则为3257亿美元，公司内部贸易导致的贸易逆差为862亿美元。制造业公司内部贸易逆差占制造业整体逆差的62％。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美国从产业内国际分工中得益很大，但它却是造成贸易逆差的重要根源。以计算机和办公机械为例，虽然它是美国的优势产业，但是由于进行国际发包，由1981年的顺差62亿美元，到1990年变为逆差22亿美元，到1999年逆差升至358亿美元，成为继汽车和服装之后的第三大逆差产品。美国贸易逆差审查委员会的艾伦•兰茨在《美国的经常账户－－部门业绩和前景评估》一文中说：促成这种结构性变革的是新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的加快，从提出创意到老化过时常常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这就使那些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如ＩＢＭ和菲利浦斯，要想投资于全球并生产出所需要的数量、同时又能给股东提供体面的利润变得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就采取发包给制造商制作的办法。电子制造承包商的利润很薄，让它们去生产可以解决大公司建厂开支和学习曲线问题。由此可见，这种产业内部的分工确实使大公司获得更高的利润，而贸易逆差则是这件事情的反面。

　　第三，美国贸易逆差是在全球化时代自主提高竞争力的结果，它已不再是衡量美国全球销售额和企业竞争力的合适尺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贸易逆差又有新特点，它同信息化、全球化有密切关系。在此时期，信息产业大发展，并在全球布局，所谓ＷＩＮＴＥＬ生产方式，就是由美国大公司控制高端生产，如微处理器、应用软件和关键网络设备，而把边缘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分散到劳工成本低的世界各地制造，然后返销美国，由美国大公司加以组装，销往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这种产业链的内部分工和全球布局，注定要使美国进口产品大量增加。许多其他产业，如汽车、运动鞋、玩具等也具有设计营销在美国、加工制造在国外的类似特点。全球化还使美国大公司把触角伸展到世界各地，但其子公司的生产并没有计算在美国的出口之内。据统计，1998年美国子公司在国外的生产高达2.4万亿美元，而在美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只有9330亿美元，不足国外子公司销售额的40％。美国跨国公司情愿通过在国外的子公司向全球销售其产品和服务，而不愿从美国本土出口，同时美国进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它们子公司的返销产品。因此，从跨国公司角度看，由产业内和产品内国际分工而产生的贸易逆差能够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率，也使东道国受益，是一种双赢。所以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贸易逆差已不再是一个衡量美国全球销售额和企业竞争力的合适尺度。

　　第四，近年美国贸易逆差上升与美国经济相对较好有关。根据各国经验，当国内经济增长较快时，内需较大，进口上升，往往形成逆差，反之亦反。如2002年，美国ＧＤＰ的增长率达到2.4％、英国增长1.6％，而日本仅增长0.3％、德国0.2％，美英经济增长明显好于日本和德国，但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5090亿美元，英国逆差639亿美元，可是日本、德国的顺差却分别达796亿美元和1189亿美元。

（四）美国就业问题主要是国内问题，并非由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引起，人民币升值根本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就业及其它国内问题。

　　美国二战后失业率高峰时曾达7％左右，90年代后半期曾降到5％以下，去年达到5.8％，今年1——9月升到9.1％，制造业失业达270 万人。当前失业增高主要是由于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高速等国内因素引起的，正如1998年美美国国总统经济报告所说的那样：说经常帐户逆差势必导致就业和产量的净损失是同实际不符的。

　　首先，美国制造业就业是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重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后就开始不断下降。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薄弱时，人们把这一趋势归罪于自动化，即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崛起以后，发达国家的舆论便把它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瑙索恩和纳玛斯旺（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分析了“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去工业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依据这一判断，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还不足10％，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例如从1980——199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了190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22％下降到15％，降低了7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就业人口却增加了3652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提高了9个百分点，达到81％。当前，美国在迈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进程还在继续，制造业就业继续下降是必然趋势，可以说与其它国家无关，也与中国经济无关。

（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20040707）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