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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多哈回合谈判的历史，一再失望的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承认：“8年谈判虽有进展，但事实是已陷僵局。”为什么会这么难？面对这个被媒体问过千万次的问题，拉米一笑：“因为，这像是一个家庭里有153个成员，你要给他们准备一份只有20道菜肴的菜单。”

 

　　见到帕斯卡尔•拉米（PascalLamy），他正被一群粉丝簇拥着，手里举一只高脚杯，和欧盟的新旧同僚们笑语喧哗。还是标志性的无框眼镜和光头，但这一幕与他自己口中的“艰难时日”反差巨大。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战斗。”提起自己在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香港部长级会议上的日子时，帕斯卡尔•拉米如此表示。那是他刚刚就任WTO总干事之后的第一个重大的多边谈判。

　　“战斗”，这也是拉米标志性的语言。一路提拔拉米的伯乐、前欧盟主席德洛尔，早在多年前就送给他一个雅号“僧侣士兵”，暗示这个外表优雅的部下，其实特别能“打仗”。

　　果然，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当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被视为谈判桌上的“计算机”时，拉米则一直被报章称为“那个强硬的老头”。

　　那是2005年的香港圣诞夜。“窗外是跳下游泳池，奋力游到会议中心的韩国农民，他们正在示威——反对农业对外开放。窗内则是一百多个国家的部长们，唇枪舌剑。站在本国立场上，他们正在逐字逐句地讨论协议里的每一项条款。”

　　会议每天都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帕斯卡尔•拉米返回自己的酒店，通常只能“眯”上两个小时，就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睡梦中，他往往又会跳起来——“天，我明天一定要把那个逗号加进条款。”

　　当拉米返回会场，他发现那些年轻的同事正在抓紧时间打盹。作为WTO的掌门人，拉米对此毫不见怪：“在马拉松中，最后一段里程的体力是最重要的，他们做得很对。”这个长跑健将说。有一个晚上，因为太累太困，拉米和他的部下在办公室里一共喝了320杯咖啡。“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并非好事，因为咖啡的价格很低，杯子又特别大。”他笑。

　　5年前的拉米和WTO，原本希望藉这次香港部长会议，就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收窄分歧，从而在2006年能完成整个回合的谈判。

　　但事与愿违——2006年7月27日，多哈回合谈判全面中止；2008年7月21日，就多哈回合谈判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经过9天艰苦谈判后再告破裂；而今年的G20多伦多峰会又如人们预料一样未能打破僵局。

　　回首多哈回合谈判的历史，一再失望的拉米，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也终于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口恩，应该已经有9年了。”拉米停顿了一会承认：“多哈回合启动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到2011年还完成不了，那对我们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为什么会这么难？”面对这个被媒体问过千万次的问题，老头一笑：“因为，这像是一个家庭里有153个成员，你要给他们准备一份只有20道菜肴的菜单。

　　难吗？会很难很难。”

　　“中欧谈判是一张炕饼，时间越长越香”　　说到菜单，帕斯卡尔•拉米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他在担任欧盟贸易委员时，直接促成了欧盟和中国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了双边协议。

　　严格来说，那是WTO盛宴里的一道“前菜”。因为中美、中欧双边谈判过关之后，中国才得以顺利入关，“没有中国的世贸组织，根本不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的一个论点，当年由拉米说出来，在欧洲石破天惊。

　　一方面，拉米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在捍卫欧盟利益时，他也是毫不含糊。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民族优越感和独立性格的法国人。”时任中国贸易部长石广生说。在和石广生的交锋中，拉米打了一个比方：“在一个晚餐会上，你不可能把请美国人吃的菜单，同样请我们吃一遍，我们绝不吃美国人的剩饭。”

　　“你不能说欧盟的要求毫无道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和美国谈判之后，实在没有什么可让步的了。我和拉米说，你这就不现实了，中美达成协议已经很不容易了。”石广生说。但倔强的拉米不为所动，“整个欧盟有15个国家，其经济总量比美国还大，也不可等闲视之。”

　　就这样，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僵持了好几个月，最后欧盟谈判代表团到北京谈了五天。谈判显得异常艰苦而富有戏剧性，相对于美国人随到随谈、晨昏颠倒连轴转的风格，拉米率领的谈判团“强硬而节制”：“他们只白天来，晚上不谈。”谈判达成一致的那一天，拉米笑眯眯地说：“中欧谈判是一张炕饼，时间越长越香。”

　　拉米一向被认为是个强硬的谈判人。他说自己属于“理智多于情感”的人。他具有判断的均衡感，能考虑对方的利益。“当然，你考虑对方的利益，就能更好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寂寞独行者

　　在欧洲，拉米是一个始终处于争议漩涡之中的人。他所遭受的批评与赞誉几乎一样多，“拉米是一个寂寞的独行者，”多次采访拉米的财经记者芮成刚这样评价他。

　　在当欧盟贸易委员时，法国政府希望拉米为法国多办事，但拉米有自己的“范”。他说，“欧盟委员是为欧洲服务的，不是各自国家的代表。”

　　因为多年以来，主张发达国家应消除贸易壁垒、放宽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力促欧盟减少和取消农业补贴、支持发展中国家获得低价药品等，拉米在发展中国家广受好评；但是一些欧洲激进的批评者，则视其为“出卖欧盟的人”。

　　拉米隶属法国社会党。但社会党内最左翼的人反对欧盟“自由化”取向，也反对全球化。拉米全然不接受此类论点，作为贸易专家，他主张推进经贸交流，兼顾各方利益。因此，法国的右翼指责他出卖了法国的农业利益，说他“左”；法国的左翼则把他定位为“自由贸易派”，说他“右”。在西方，自由贸易派的帽子是戴在美、英头上的，拉米的处境真有点左派不亲、右派不爱的味道。

　　对此，在接受法国《快报》采访时拉米说，“一些左派人士对于市场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其中的某些价值我是接受的，但是，这些批判在精神和智力的层面上，并没有可观的创新。在蒲鲁东（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著名的“财产即盗窃”的口号）的批判和博维（法国现时左翼激进派）的批判之间，我看不出思想上的飞跃。”

　　当年，还是在读书期间，拉米就结交了一个对他日后生涯十分重要的朋友马丁娜——奥布里•德洛尔，这位女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掌上明珠。拉米的过人才华很快得到了雅克•德洛尔的赏识，毕业后，拉米先后在法国政府多个部门任职。雅克•德洛尔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后，一手提拔起了拉米。

　　拉米是个“工作狂”。他爱跑步，身体健康，因为有这个本钱，所以能支撑高强度的谈判和通宵达旦的工作。对于他的认真与勤奋，德洛尔一直称赞不已。“一般，在全体成员讨论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拉米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你就像是呆在医院的急诊病房中——每隔10分钟，电话就要响一次，100多个国家部长的意见，如同河水滔滔，全部涌向我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牧羊人，有时候又像一个护士，甚至是接生婆，帮助所有成员国，进行一次艰难的分娩。不管这个过程多么不容易，前方已经越来越亮了。”采访的最后，拉米如此向记者表示。

　　B=《外滩画报》 　　L= 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 　　“8 年谈判虽有进展，但事实是已陷僵局”

　　B：多哈回合谈判如何？各个国家能否在2011年前达成一致？

　　L：不到最后一刻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圆满结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达成共识也越来越难。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多边贸易体制相关法案规则也应该有所改变，以适应当今的经济政治形势。我们原有的体系，已经经历了8次谈判，如今是第9次谈判，但是WTO成员的共识是把谈判继续下去。

　　现在我们还在1995年的旧车中运行，但世界贸易需要在2010年脱离旧车，进入新车里继续前进。一些国家国内的政治力量，一直在想方设法阻碍达成新的协议。当然，新贸易协定实施以后，有一些国家会变得更加富裕，有一些国家则会不如以前。

　　虽然多哈回合已经有80％的议题得到了讨论，但只有WTO的153个成员国在所有20个议题上都达成共识，谈判才能结束。

　　8年谈判虽有进展，但事实是已陷僵局。这个僵局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美国等发达成员与印度等发展中成员，在如何具体实施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方面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

　　虽然多哈回合谈判目标不会轻易改变，但现实是通向曙光之路越趋艰难。尤其是考虑到2012年美国《农业法》将要面临新的审议，考虑到金融危机打击下的美国农业现状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我觉得奥巴马政府在此关头作出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B：那么，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L：谈判过程并不总是一条平静的长河，它有时会溅起浪花，有时又会遇到急流；它有高潮，也会有低潮。目前，多哈谈判正像进入了一段暗流湍急的流域。但至少世贸组织成员国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政治承诺，即平衡国际贸易的准则，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并保持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这一切肯定会发生，因为我们已经拥有2/3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为了达成上述政治目的，多哈谈判也必须取得进展。我相信，那些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益并依赖于多边贸易的发展中国家，迟早将行动起来，促进多哈谈判的前进。

　　我既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行动者，这也正是我目前工作的本质。如今，针对最后期限，我只能说它是“可达成的”，因为目前的政治环境以及我们所做的各种技术准备，已经使得谈判具备了“可达成”的可能性。当然，“可达成”和“已经达成”二者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认为，这至少提醒了成员国们，应该在此框架下看清楚自己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从而能够促成谈判的顺利进行。

　　B：为何中国成为反倾销打击的最大对象？

　　L：以最近的数据为基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打击的最大对象。我可以理解中国受到各国攻击的感受，数据显示很大一部分反倾销投诉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投诉最多，巴西第二。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在其他国家生产加工的产品最终都需要在中国完成最后的组装。而反倾销恰恰是针对最终环节的出口方，中国作为最终环节的出口方自然成了被打击目标。

　　B：你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位置上工作了多年，在你的记忆中，你所经历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L：我想，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2006年多哈谈判近乎破裂的时候，我必须确保多哈谈判免于崩溃。那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很焦虑，因为一旦谈判停滞，它对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甚至贸易领域之外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那是一场“意外”。如今，我很高兴地看到，经过我们的努力，多哈谈判又开始活跃起来。

　　B：你在担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之前，曾经作为欧盟的贸易谈判代表活跃在多边贸易的谈判桌前。在代表一方利益的谈判者和为多方争取利益的斡旋者这两个角色之间，你体会到的不同是什么？你个人更喜欢哪一个角色？

　　L：相比欧盟贸易谈判代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这个工作拥有相对较少的权力，但却需要肩负更多的责任。我肩负着为一百多个成员国服务的重任。在这个体系内，我没什么权力可行使，更多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充当谈判的缓解剂、促成者、指导者以及维护者等等角色。这跟谈判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我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这一多边贸易体系工作。

　　要在谈判者和斡旋者中选其一，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问题，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选择。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在成员国之间斡旋和自己达成谈判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作为世贸组织总干事，我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为那些极度贫困的国家争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事实上，在我担任欧盟贸易委员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机会注意到，进行自由贸易和为全世界千万人民解决贫困问题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B：去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贸易造成了怎样的冲击？你在这个位置，是如何感受的？

　　L：是的，去年的世界贸易遭受到了巨大冲击。主要是宏观经济受到了影响。在2009年，世界贸易额下降了12％，因为需求下降了，供应也下降了。今年世界贸易额上升了10％，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需求回暖，贸易就回暖了。世界贸易组织临时性的贸易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成效。可以说，只有开放的贸易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B：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L：在个人性格方面，我想我兼具强硬和耐心，所以无论是强硬的谈判者，还是耐心的斡旋者这两个角色，我都能应付得了。

（来源：东北网 20100916）

责任编辑：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