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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一财网报道：“中国现在这个环境，根本不适合做实业。实业资本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就换成金融资本去炒黄金，炒楼。搞地产和金融，回报率比做实业高得多，赚钱也快得多。我要做的转型，就是转做地产和民间借贷。”

    郁耀，江苏沃华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82年出生的他，在说完上述这番话后，补充道，“不超过5年，我会处理掉所有实业。”

    沃华纺织位于江苏省海门市，该市东临黄海，南依长江，拥有全国最大的家纺业交易中心“叠石桥家纺城”，也因此聚集了许多纺织企业。

    沃华的转变，可以算是目前江浙中小企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样本。

    2007年， 郁耀从父亲手里接手棉纺厂。沃华纺织年产量5万锭，年销售额1个多亿。

   “2008年棉花价格每吨不足一万元，2010年至2011年每吨则达3万多元，巨大的涨幅使原本就微利的棉纺行业更是雪上加霜。今年上半年4月开始更是全行业大亏损，其中山东某大型企业亏损到十多亿。”郁耀说，整个纺织业度日如年。

    企业融资难 民间借贷火

    银根持续紧缩，使很多中小企业陷入“缺钱”困境。沃华纺织没有扩大产能，所以现金流相对充裕。但其上游的棉花、织布供应商都是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扩了很多的产能，资金流消耗的很严重。当时贷款便利，现在国家一紧缩，造成他们现金流和资金流都出现问题，好几个客户因此破产。

    但这也让一些人看到了商机。

    郁耀说，他准备开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做民间借贷。

    据知情人透露，上海证大投资集团旗下的海门证大速贷，在当地最正规，完全遵循国家标准经营，注册资本6000万，去年纯利润1600万。

    而郁耀介绍，他知道浙江一些涉黑成分的借贷，“贷100万一个月7万利息，一年84万利息，而那边公开的行情是100万年息30万”。

    据6月16日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布的调研报告，该省多数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确实已经在25％－30％之间。

    郁耀准备将他未来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预定为1亿元，他认为沃华做这个更有优势。因为其公司客户多为小客户，在紧缩的情况下根本贷不到钱。本来，沃华给他们供纱有信用额度和帐期，以后可以把这两者取消，变成给他们贷款，用他们的土地和资产抵押。从财务上看，即沃华把应收帐款这部分，转换成客户的还款和利息。

    郁耀表示这样做几乎没有风险，双方原本就是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问他借比问地下钱庄借安全。同时，他不用担心客户不还钱，有财产抵押在他手里，他可以即时停止供货。他在天津参股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以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背景，向承包工程的建筑商提供贷款。

    “只要有资本，有上市公司作发起人，做小额贷款公司就容易批下来。可能现在放得松，过两年也许就不批执照了，所以得抓住机会。”

    郁耀说，之所以进军小额贷款领域，不是仅冲那一年20％的利润去的，更是看中了国家在未来可能对民间资本介入银行业有更宽松的政策。

    出口形势差 转而闯异国

    “现在外贸出口形势一点也不好，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很大。”

    郁耀介绍，本来棉纺行业外贸利润率就比较低，平均水平10％，好的订单会有13、14％的毛利率，但现在只有6、7％。如果汇率稍有变化，单子就白做了，甚至要亏本。很多订单他们都不敢接，因为是处于亏本和不亏本的临界线。

    他称，行业里有一部分厂商，特别是浙商，原来在国内生产，现在都去越南、柬埔寨等地开厂了。因为那些国家劳动力成本、电费等生产成本都比较低，厂商把国内的棉花运到那里，加工完再贩卖给国内客户，还是挣钱。
  
   “目前打算去非洲做的也很多，有去买矿开矿的。我们圈内人一致认为，接下来中国的十年是能源和农产品的十年，现在资源争夺很厉害，国内把得严，国外环境相对松一点，机会更多。现在家纺业在高端产品上，用到棉的都不行，都改化纤。 这一轮通胀，把整个把农产品价格拉起来了。”郁耀说。

    地产还是赚 如今合伙干

   “2006年底到2007年初我们建了新厂房，占地200多亩。工业用地虽然每亩只有十几万，但这块地地段很好。政府把我这块地按150万元／亩的价格买回去，现在转手就能卖440万元／亩。地方政府的财政就靠这部分差价支撑，房价不可能跌。”

    郁耀说，如果厂房被拆迁，加上当初8000多万建厂成本的补偿，这块地至少能卖3个亿。要是搞纺织，至少10年才能挣到这么多钱。

    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房价有泡沫成分，但也表示，即使去年国家开始进行房地产调控，这一行业还是很好很容易赚钱，不愁没人做。

    他表示，真正受调控影响的，是那些单打独斗，对形势判断不明确，拿地拿太多的人。如今现金流断了，真的是急得上吊得心都有。而那拨调控前撤出来的开发商，感觉到现在的盘子都很大，几个亿根本搞不起来，不敢自己上，就合伙一起做。

    郁耀透露，这两年，他已开始转向地产领域。以前自己圈地都是50亩、100亩，现在几家联手一圈就是一千多亩。这样即使出现银根紧缩也没事，他们都有实业，最多实业不投了，把挣到的钱全都投地产上。所以，房地产上的钱越放越多。

    税重招工难 实业难为继

   “现在利润率越来越低，税务负担却很重，国家在税赋上给我们增加压力，却有没有给制造业很宽松的政策环境。”

    郁耀认为，中国目前的税务情况是有问题的，比如，叠石桥家纺城那边偷税漏税的情况很严重，一年做一两个亿产值的人只交几十万、上百万的税。政府在那一部分税源上损失了，就必定要在沃华这些正规企业处找到平衡，因此对他们的税收监管非常严。棉纺企业还有个问题，即棉花供应商开给沃华的发票不能按国家增值税发票实际抵扣，只能抵扣13％，因为供应的是农产品。但沃华开出去的发票是17％，这就要比一般企业多缴4个点的税，跟所谓的馒头税是一个道理。

    2011年新年刚过，郁耀将其名下的另外一家制衣厂卖了，只保留了棉纺厂。遣散工人花了几十万，当初800万的设备现在110万都没人要。他原本准备过完年关为制衣厂招200个工人，但到正月结束才招了68个人，这还是在薪资成本涨了15％的基础上。

    他透露，他一个朋友家里在浙江某个镇上有9家工厂，如今产量是去年的一半不到，裁员裁得厉害，而原本该镇70％的居民是他们家的员工。

   “以前我们傻，挣了钱就盖厂买设备，其实制衣厂一年投一两千万，也就挣两辆宝马的钱。我办棉纺厂，投入1个亿，正常情况下每年毛利一千万左右，10％的回报率都不到。可要是投民间借贷、投地产，回报又多又快，何必做实业呢，还累人。”

    目前郁耀在实业和地产金融上的身家差不多对半。他想处理掉棉纺厂，但没人肯接手。

   “出去社交，人家问做什么的，说做纺织的别人一听都不搭理你，都认为纺织没前途。说搞房地产，待遇就不一样。”他说。

    虽然比起单纯做实业，荣祥的收益状况在大幅快速上升，但并不是赚钱越多越快让郁耀越兴奋。相反，现在赚钱的速度令他有些害怕。

   “其实做企业的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关键是中国经济环境骨子里出问题了。如果做实业的政策和环境较好，投资实业赚的利润和房地产相比差距不大的话，怎么会都去做房地产？正因为实业资本被逼得走投无路了，那就换成金融资本去炒黄金，炒楼。现在又提准备金率又加息，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热钱出来？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现在这一拨通胀，就是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身在这个圈子，才更能体会到社会经济看似火热的背后，潜藏着的种种危险。”郁耀说。

    ◎浙江官方首次书面回应中小企业倒闭潮

    针对有媒体反映中小企业面临新一轮的倒闭，浙江官方首次以书面报告形式作出回应。6月16日，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在其官网发布了《我省中小企业新情况新问题调研报告》，认为当前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总体是好的，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企业融资困难，浙江多数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年息已经在25%－30%之间，电荒中各地优先保证大企业用电的措施对中小企业生产影响严重等。

    但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调研报告认为这些问题更多的属于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表现为一种“转型中的烦恼”。

    报告指出，中小企业中一些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尤其突出。主要表现为在相对偏紧的货币环境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企业运营压力加大。再加上近期凸显的用电、用工、用地等要素制约，部分中小企业应对措施不足，影响了日常经营活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成本更高了

    企业原材料购进与产品出厂价格“高进低出”明显。一季度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分别上涨10.1%和6.4%，价差达3.7个百分点。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的上升，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压力。部分纺织印染企业反映，受原棉、粘胶等原材料价格节后快速上涨压力，企业接单难度加大。在用工成本方面，全省多数中小企业工资涨幅普遍在10－30%之间，部分企业新年后和春节后连续两次加薪，纺织行业工资涨幅尤其明显，挡车工工资从去年的1700元每月上调到2500元每月，涨幅超过40%。监测数据表明，我省规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增长25%，有87.5%的企业用工成本明显上升。

   （二）企业融资更难了

    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缺钱”再次成为焦点。目前浙江国有银行的存款回报一般在贷款额度的30%左右，股份制银行更高。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基本上都在30%左右。存贷款利差加上承兑汇票贴现利息，企业实际贷款利息远远高于正常贷款利息，接近甚至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银行信贷资金的不足使得民间借贷日趋活跃。民间融资的利息水平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浙江多数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年息已经在25%－30%之间。

    前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浙江中小企业投资实业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部分中小企业把工业企业当作一个融资平台，将部分企业生产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资本等行业。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但很多企业还有大笔的钱在里面，所以只好不断地抽走实业上面的资金，来保楼市里面的钱，这也是一些企业资金紧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用工更缺了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湖北、安徽等内陆劳动力主要输出地的经济迅速壮大，工资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再加上生活成本提高，使得我省劳动力来源逐年减少，这对我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影响尤其严重。温州调查的855家企业中，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较缺。我省中小企业集中的鞋类、纺织、服装和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10%以上企业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据对我省23个中小企业专业协会调查，各行业都不同程度存在招工难问题，部分行业在春节过后仍未得到有效缓解。用工紧缺已成制约我省中小企业发展又一大突出问题。

   （四）用电缺口更紧了

    今年“电荒”问题凸显，各地在生产用电分配中的“差别对待”，也对中小企业造成很大影响。随着气温逐步增高，居民用电大幅上升，企业生产用电缺口将越来越大，对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将造成较大影响。以萧山区为例，由于上半年一些新工业项目陆续投产，预计今年夏季萧山电网网供最高需求将高达295万千瓦左右，同比增长21.3%，全社会最高负荷310万千瓦左右。如出现持续高温、严重干旱等极端天气，受制省网的供电能力，萧山区夏季用电高峰期间负荷最大缺口将达到50万千瓦左右。

    各地优先保证大企业用电的做法不会有根本改变，用电形势紧张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将尤其严重

   （五）出口形势更严峻了

    企业对出口外部环境吃不准，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人民币汇率等难以把握，影响了企业产品出口信心。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值幅度超过1.8%，很多企业不敢接长单、大单。温州市监测的15大行业中，1―3月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出口导向型行业销售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下降7%和17%，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3和25.7个百分点，亏损的占四分之一强。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中小工业实现出口产品交货值1779.4亿元，同比增长18.1%，虽然环比上升了2.9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2个百分点。

    针对这些困难，调研报告提出了5条建议：要求加强政府引导和加强公共服务相结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集群转型升级与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对内发展与对外交流相结合。

    调研报告作者为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高鹰忠。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对报告做了批示，要求对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高、融资难、用工缺、用电紧等问题，还是要坚持政银企携手，研究采取些具体措施。

    以下为《我省中小企业新情况新问题调研报告》全文：

    近年来，我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受复杂多变经济环境影响，今年以来我省中小企业发展又遇到新困难。近期，媒体多次报道我省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国家工信部领导专门批示我局，要求跟踪了解、监测分析。为客观掌握我省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我局专门组成调研组，深入到温州、台州进行调研，并结合11市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反映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当前我省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总体是好的，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属于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表现为一种“转型中的烦恼”。现将调研结果专题报告如下：

    今年以来，我省中小企业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继续朝着转型升级的预期方向发展。一是生产延续了去年以来高增长的态势。1-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2512亿元，同比增长12.4%；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3057.1亿元，同比增长24.4%。一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79.7亿元，同比增长25.8%。二是效益保持了较高水平。一季度，我省中小企业利润仍处于快速增长区间，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利润达到470.8亿元，同比增长39.5%；税收同比增长23.7%。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实现营业利润79.3亿元，增长28.5%；税金总额68.8亿元，增长23.7%。

    一、我省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新特点

    今年我省中小企业发展开局良好，各地把落实省政府《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创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全省中小企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一）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更“重”了，发展更“集约”了。4月份，中小企业轻、重工业增加值为363.94亿元和532.16亿元，分别增长9.8%、12.6%。重工业增幅高出轻工业2.8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6%。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化学纤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装备制造和化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速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一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为78.6%，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其中，满负荷生产的企业占9.2%；利用率在80%以上的企业占58.5%，利用率在50%以下的企业仅占2.4%。

   （二）创新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成为各地发展的着力点。今年以来，全省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的生产规模、净利润和上缴税金等指标都保持了快速增长，不少中小企业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高新产业取得了新突破，发展态势良好。调查发现，部分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中小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开始承接外地产业转移，区域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如萧山区1-4月份，优势成长型工业企业和苗子型工业企业产销两旺，活力充足，销售产值增幅分别达到29.8%和34.7%，高于全区规上平均增幅8.1和13个百分点。

   （三）传统产业改造取得明显成效。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我省中小企业传统产业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一季度，纺织服装、纺织业、塑料制品、食品等主营收入分别增长了16.75%、23.7%、23%和22%，特别是纺织服装行业利润同比增长45.9%，高出全省中小企业平均利润7.3个百分点。总体上看，一季度虽然我省中小企业亏损状况虽有所加重，但传统行业的整体效益仍保持了较高水平。

   （四）融资环境改善取得明显成效。各地针对“融资难”问题，积极应对，从多方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机制建设，成立了金融服务办公室，健全与金融机构的常态交流协调机制。温州市构建银政企担“四位一体”的融资机制，建立了各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的定期联席制度，明确中小企业贷款责任目标。加大财政扶持，各地加强了财政激励机制建设，加大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力度，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和激励机制，建设小企业专项贷款融资平台，成立了各类企业应急救助基金。诸暨市专门设立“助推中小企业专项贷款”3亿元，成立了“中小企业专项贷款推介办公室”。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在首届“浙融会”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打造“浙融会”品牌，使之成为我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创新平台；积极组织省内中小企业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引导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培育上市后备企业。温州鼓励企业开展股份制改造，形成“首发”与“买壳”上市两轮驱动局面。拓宽间接融资渠道，我省与邮储银行开展战略合作，3年新增小企业贷款300亿元；舟山针对地域产业特色，加快开展在建船舶抵押、海域使用权抵押等业务；嘉兴推出了排污权抵押、专利权抵押、仓单质押等新产品。加快融资服务创新。我省在南浔建立全省首个产业集群融资服务平台；温州成立了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发起的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

   （五）服务企业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各地继续深化“双服务”专项行动，都梳理出企业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主要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舟山市针对建立服务中小企业长效机制，重点开展政策法律、要素保障、市场拓展、帮困减负和转型升级等专项服务。金华市开展“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活动，把为中小企业排忧解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推进公共服务的力度不断加大，组织开展了“中小企业大巡诊”活动，结合中小企业面临的新形势，组织专家为中小企业解决各类问题。组织创业辅导中心与小企业创业基地结对帮扶，为小企业作诊断、出点子，解决了小企业发展瓶颈无人解的困惑。积极实施中小企业“绿卡行动计划”，组织中小企业赴台合作交流周活动，积极推进与富顿集团合作设立“浙江品牌产品（美国）推广基地”；仙居县设立了1890企业服务专线，开启了服务企业的“直通车”，有效地解决了企业遇到难题不知找哪个部门、找到部门却落实不了的问题。积极为企业解决要素保障等问题，针对凸显的用工荒、电荒、油荒、地荒等中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面临断供等问题，各地都出台具体措施，提高对企业的要素保障能力，并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采取专门措施予以解决。加强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各地都建立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分析数据库，抓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动态监测，及时掌握企业订单、资金、招工、原材料和产品产销等情况，深入掌握中小企业发展动态。

    二、我省中小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今年以来，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一些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中小企业尤其突出。主要表现为在相对偏紧的货币环境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企业运营压力加大。再加上近期凸显的用电、用工、用地等要素制约，部分中小企业应对措施不足，影响了日常经营活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成本更高了。企业原材料购进与产品出厂价格“高进低出”明显。一季度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分别上涨10.1%和6.4%，价差达3.7个百分点。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的上升，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压力。部分纺织印染企业反映，受原棉、粘胶等原材料价格节后快速上涨压力，企业接单难度加大。在用工成本方面，全省多数中小企业工资涨幅普遍在10－30%之间，部分企业新年后和春节后连续两次加薪，纺织行业工资涨幅尤其明显，挡车工工资从去年的1700元每月上调到2500元每月，涨幅超过40%。监测数据表明，我省规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增长25%，有87.5%的企业用工成本明显上升。

   （二）企业融资更难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缺钱”再次成为焦点。目前我省国有银行的存款回报一般在贷款额度的30%左右，股份制银行更高。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基本上都在30%左右。存贷款利差加上承兑汇票贴现利息，企业实际贷款利息远远高于正常贷款利息，接近甚至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银行信贷资金的不足使得民间借贷日趋活跃。民间融资的利息水平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我省多数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年息已经在25%－30%之间。前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省中小企业投资实业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部分中小企业把工业企业当作一个融资平台，将部分企业生产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资本等行业。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但很多企业还有大笔的钱在里面，所以只好不断地抽走实业上面的资金，来保楼市里面的钱，这也是一些企业资金紧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用工更缺了。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湖北、安徽等内陆劳动力主要输出地的经济迅速壮大，工资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再加上生活成本提高，使得我省劳动力来源逐年减少，这对我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影响尤其严重。温州调查的855家企业中，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较缺。我省中小企业集中的鞋类、纺织、服装和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10%以上企业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据对我省23个中小企业专业协会调查，各行业都不同程度存在招工难问题，部分行业在春节过后仍未得到有效缓解。用工紧缺已成制约我省中小企业发展又一大突出问题。

   （四）用电缺口更紧了。今年“电荒”问题凸显，各地在生产用电分配中的“差别对待”，也对中小企业造成很大影响。随着气温逐步增高，居民用电大幅上升，企业生产用电缺口将越来越大，对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将造成较大影响。以萧山区为例，由于上半年一些新工业项目陆续投产，预计今年夏季萧山电网网供最高需求将高达295万千瓦左右，同比增长21.3%，全社会最高负荷310万千瓦左右。如出现持续高温、严重干旱等极端天气，受制省网的供电能力，萧山区夏季用电高峰期间负荷最大缺口将达到50万千瓦左右。各地优先保证大企业用电的做法不会有根本改变，用电形势紧张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将尤其严重。
 
   （五）出口形势更严峻了。企业对出口外部环境吃不准，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人民币汇率等难以把握，影响了企业产品出口信心。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值幅度超过1.8%，很多企业不敢接长单、大单。温州市监测的15大行业中，1―3月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出口导向型行业销售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下降7%和17%，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3和25.7个百分点，亏损的占四分之一强。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中小工业实现出口产品交货值1779.4亿元，同比增长18.1%，虽然环比上升了2.9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2个百分点。

    三、下步主要对策和建议

    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省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一）加强政府引导和加强公共服务相结合。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加大政府支持、引导，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结合此次政府机构改革，明确各地中小企业工作指导部门。理顺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多头管理现象，在机构管理、政策制定、财政资助等方面进行统一考虑。建立中小企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遇到的各类问题。二是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便利、有效和完善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编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发展规划，突出抓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服务网络和服务设施。三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统计体系，加快建立覆盖全省的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平台，尤其是要做好规模以下企业发展的动态统计分析，抓好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四是加强对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严格查处“三乱”，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二）抓大与助长扶小相结合。一是继续实施龙头企业“百强工程”和中小企业“百千万”工程。既抓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的发展壮大，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也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激发经济活力，形成万马奔腾之势。通过示范带动，进一步激发全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热情，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二是支持规模以下企业发展，在全省建立微小企业培育信息库，每年重点培育1万家微小企业上规模。三是推进大小企业协作配套，在延伸产业链上做文章，通过引导和支持，在各个环节培育更多的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中小企业。四是召开全省中小企业工作大会，以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实施意见，提高对中小企业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激发经济转型升级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一是积极引导中小企业科学发展，把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作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推进“百家升级工程”、“千家成长工程”和“万家培育工程”。二是扎实推进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传统产业领域中小企业改造提升，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和特色优势中小企业，鼓励中小企业进入新兴产业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综合运用金融、环保、土地、产业政策等手段，依法淘汰中小企业中的落后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控制过剩产能和“两高一资”行业盲目发展。

   （四）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集群转型升级与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一是重视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划布局，在制定块状经济转型升级规划中，合理设置门槛和标准。将中小企业放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中统筹进行考虑和研究，通过块状经济转型升级来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做强做大。二是围绕产业配套发展服务型中小企业，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推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和主要内容。积极鼓励引导企业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观念，将非核心竞争业务外包给中小企业，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三是积极发展产业集群的生产服务平台，学习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大力发展适合我省特点、面向中小企业的科技服务、融资服务、人才培训服务等多方面的生产性服务平台。

   （五）对内发展与对外交流相结合。一是引导企业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抓住国家扩大内需和实施产业转移政策扶持的机遇，加快推进加工制造型中小企业向中西部转移。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抓住机遇实施兼并、收购、重组，实现低成本迅速扩张，转变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二是推动企业抱团走出去，主动开展跨区域合资合作，创造条件走出去到境外投资办厂。重点围绕我省与纳斯达克证交所、美国富顿集团、马里兰州以及沃顿商学院签署的四个合作备忘录，切实有效推进“浙江企业境外上市行动计划”、“浙江品牌产品（美国）推广基地”、“美国浙江科技园”、“浙江企业家（美国）培训基地”。三是加强与国外企业的联姻嫁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实施中小企业“绿卡计划”，落实我省与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加强与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的合作，精心选择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和成长性良好的出口型企业加入“绿卡计划”。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 高鹰忠）

    报:

    发: 省委、省政府领导，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省经信委，省级有关部门。

    各市、县（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本局领导，各处（中心），“长三角”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财经网)

    ◎温州炒房资金转战民间借贷 企业生存难

    人民银行规定，从6月20日起，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银根进一步收紧，通胀之势未改，民间资金都往哪个领域涌动？对此，温州“炒房团”的资金流向具有一定的标杆性含义。

    最新的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下简称“温州中支”）“6月份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报告”显示，5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为24.38%，比上季度末回落0.43个百分点。

    利率下降与紧缩的宏观背景形成一种“悖论”，这背后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形成逻辑？

    温州中支的这次监测，清晰呈现了部分温州民间资金从楼市转入民间借贷领域的趋势。

    5月利率回落悖论

    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5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76.73万亿元，提高50个基点存款准备金率冻结资金约为3840亿元。而此次，是在继2011年2次加息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后的又一次紧缩性政策。

   “总体还是升的趋势。”据市人行监测，温州一直是民间借贷的标杆性区域。1-3月，温州市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第一季度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

    温州人行人士透露，这一季的监测网点一般社会主体间发生借贷约400笔，总规模5.65亿元，比上季度增长5%。中介主体借贷总发生额6.47亿元，比上季度增长47.4%。

    然而，与此形成“悖论”形态的是，素与宏观货币政策如影随行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在5月份则罕见地回落。温州中支数据显示，5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为24.38%，比上季度末回落0.43个百分点。

    对此，人行做出分析，除货币政策因素外，企业资金周转速度放缓客观上增加了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是主因。

   “今年以来，企业流动资金压力向民间借贷寻求缓冲，这也从本季度中期借贷市场的活跃以及生产经营用途增加等现象中得到了印证。”报告分析认为。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工业监测企业景气调查显示，二季度资金周转状况指数35.72，较上季大幅回落9.52个百分点。

    银行层面而观，货款回笼能力指数30.96，较上季回落4.76个百分点。企业财务数据显示，4月份，监测企业应收账款与销售产值的比重同比提高10.8个百分点。

   “这表明销售收入并未转变为当前的现金流，企业资金周转速度趋于放慢。”人行人士分析。

    同时，温州市统计局也佐证了民间借贷利率下降的“成因”。

    1-3月份，温州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1.38次，分别比同期和2010年下降0.08次和0.37次。

    其实，这背后蕴含着企业的经营意愿在降低。

    “企业主要是先存活下来，有哪些行业比借贷的收益更高呢？”一名同时横跨在房地产领域、产业领域、创投领域的林先生表示，今年以来，他在三个领域的最新资金流向比重为3：1：6，但可能房地产领域还会进一步缩减。

    炒楼资金大量涌入

    一方面，企业周转资金需求有增无减，而另一方面，5月份民间借贷利率竟然微降，当中与炒楼资金等涌入借贷市场增加供给不无关系。

    据温州市房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主城区二手房交易量分别为1232套、541套、613套、425套和494套，成交量基本呈现萎缩态势，5月份当月交易量更是同比下降31.48%。

    人行的监测统计同时显示，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则较上季大幅下降5.25个百分点。

   “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人行首次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人行相关人士透露，这波热情在波浪式地推高。

    根据温州中支二季度对储户展开的问卷中，民间借贷意愿继一季度创出新高后持续保持攀升势头，并首度超越其他投资方式，成为最合算的投资方式。

    其中统计的数据显示，在“最合算的投资方式”中，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了24.5%，较上季度提高4.75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提高11.25个百分点。

    温州鹿城一投资俱乐部成员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二线城市的三套房产目前已经套现，并已经以股权形式投入到俱乐部的金融投资中，总共资金为2000多万，利率为24%。

    而且，在这股借贷人中，他们的风险意识在逐渐增强，这在借贷周期不断缩短上可以体现。

    据张先生透露，俱乐部的借贷资金之前为半年期，但目前一般以一个季度为周期，以免“夜长梦多”。

    这种增强的风控意识，人行监测人士也有同感，而且在形成的监测报告上也有总结。

   “在融资中介市场上，近期以抵押方式出借的形式有所增加。在一般社会主体间的借贷市场中，表现出抵押贷款占比下降，信用贷款占比上升的特点。”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小企业沉浮30年 权力市场经济阴影不散

    从表象上看非常奇怪：即使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中小企业仍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近段时间，央行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恰恰此时媒体报道浙江温州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效应。中国银监会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则否认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倒闭潮”，但承认其生存确有困难。

    事实上，不仅温州，说长三角、珠三角等广大经济区域的中小企业，在今天多已陷入生存困境，并无夸张渲染之处。

    而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催生的“倒闭潮”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外部人待遇”，以及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和集中引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

    在中国，“中小企业”这个概念，远比其看上去复杂，并非人员、资产和经营规模等指标所能完全界定。这是一个不停地运动的概念，它的变迁，反映的也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反过来，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小企业的生死。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中小企业，以及国有、民营的大企业所置身的市场环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并非独立于权力，而是权力主导构造，并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努力去控制的一个场域。

    把市场置于权力的操控之下，从逻辑上，这意味着权力想让哪个行业赚得多，哪个行业就会赚得多，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而权力想让哪些企业死，它们就很难活下去，比如“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一逻辑强大到这种程度，就全国范围而言，甚至哪个地区先发展，哪个地区后发展也取决于这一逻辑。

    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在短时期内形成。中国也的确不太可能在短短的30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在民间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博弈层面，需要一种自发演进，而在秩序层面，则需要国家提供体制性的基础条件。后者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像变魔法一样，企图呼唤出一个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把国家和市场分开，而是直接以市场而非市场的收益来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因此，权力习惯于对市场发号施令，其资源的配置，通过内部条子、制度性的安排、政策性的倾斜等等，都能操控市场中的企业的命运，进而实现对市场的掌控。

    这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时时陷入尴尬，“权力市场经济”的身影忽隐忽现。这也导致企业所要面对的，除了市场本身的风险，还有来自权力意志的风险。换言之，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中，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不可避免地被预设为国家主义的工具。

    中小企业的命运变迁

    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一种伟大的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生产力”不能论证制度合法性的一种焦虑。它与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的民间在改变贫穷的渴望上不谋而合。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

    在这一时期，中小企业，其概念的外延主要是乡镇企业和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充满活力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它拥有两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一是市场需求，特别是国内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巨大；其二是国家，尤其是对本地财政极为敏感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说，以1992年为界，当时中小企业的创富功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完全契合。这是中小企业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这样的“关键词”，通不过仍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检验，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很多企业都戴上了“集体企业”这样的合法性帽子，以寻求庇护。

    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埋下伏笔。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分税制改革确立，改革也完全转向城市，深入到国有企业后，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突然间都失去了对权力的吸引力。在权力的庇护撤去和“改制”热潮的夹击中，它们在一夜之间，似乎都神秘地消失了。

    1994年后，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而在这个时候，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大大不同。比之80年代，外需最醒目地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强大杠杆；分税制和GDP主义的登场，则鼓励权力更深地介入经济市场，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是比80年代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产值在GDP主义中完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它和政府有了利益上的共同语言。民营中小企业继续得到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的阳光雨露，甚至，在劳资矛盾中，它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靠压低劳动力成本而生存发展的“路径依赖”稳固地形成。

    而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来说，已经面临大限。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势必把被认为效率不高、成为一个包袱的它们逐出体制；官商对于国有资产的渴望也使“改制”运动疾速推进。

    到2005年左右，中国新的经济结构已经成型。“放小”使国有中小企业大多消失，包袱卸去；而“抓大”则成全了央企、垄断国企的霸主地位。这个时候，“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基本上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名词。

    这一新的经济结构体现为一种二元经济结构：一“元”是巨无霸似的央企和国企，它们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体制资源，获得权力的直接庇护，享受“内部人待遇”，能够攫取巨大的“市场收益”；另一“元”则是占企业总数99%的民企，它们一方面承担繁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在资金和政策优惠上边缘化，在产业链中位于低端，更多地是一种“血汗经济”。

    这一二元经济结构宣告：离权力越远的企业，越不能活得很好；而离地方政府利益越远的行业，越是赚不了钱。而做实体的中小企业，恰恰符合这两个特征。

    从1978年一路走来，中小企业走过乡镇企业的阶段，躲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风险，失去国有中小企业的缓冲，除了已经做大做强而“华丽转身”的以外，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整个社会的投机行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新一代劳工对权益的诉求。这已经是危机重重。

    在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管理理念、经济增长方式、政绩考核方式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亟待蜕变。

    终结“外部人待遇”

    困境之中，“拯救中小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尤其是政府的责任。

    道理简单不过，中小企业垮掉，或在结构性收益有利于垄断国企，有利于投机的情况下不做实体而加入炒房、炒股、炒中药材、炒食品的大军，无论是所催生的庞大失业率，还是加速物价上涨、加剧整个经济的泡沫化，都会是一个噩梦。

    有一串数据被一再重复：在中国，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纳税额则达到国家税收总额的50%。警示性的信息清楚不过――中小企业的每一次危机，无异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痉挛，它的灾难超越经济主体的自生自灭范畴，而会引发社会灾难。
 
    不仅中小企业，整个社会，就公共利益而言，都需要政府出手。

    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复杂性，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恐怕还很遥远，但的确，在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工权益的觉醒，总体上已经对“血汗工厂”的模式说“不”。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工成本上升导致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只是一种描述，乃是以过去的“血汗经济”是合理的，并且应该继续下去作为背景预设，但这种恍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生存模式，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保证工人的权益是企业继续生存和整个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有义务对企业减税来抵消、补偿其中的企业成本。而税负沉重本身，也是造成企业生存困境的因素之一，更必须行动了。

    从深层次上来说，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应该使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思考这样的问题：它们陷入困境，是哪些体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市场经济，要求破除制度和政策上的“内部人待遇”和“外部人待遇”区隔。它也要求政府尊重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完善的体制保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南风窗)

    ◎资金短缺 浙江中小企业移师东南亚国家谋求解困

    政策紧缩，出口艰难，不少中小企业行业规模大幅缩水，温州一家打火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行业不景气，企业的出口份额大幅降低。从前温州的打火机厂有2000家，而今只有50多家。 ”部分企业为规避成本压力甚至远走越南、孟加拉；更多的企业则是“形式破产”将资产转移出投资楼市，或者是挂牌实业，主营业务仍游离在实体经济之外。如何破解中小企业生存迷局，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中外经济学家。

    现状一：货币紧缩政策已伤及民营资本

    央行今年年内就六提存款准备金、两次加息，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明显，三率齐升的大环境下，银行如同戴上紧箍咒，揽存惜贷已司空见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根基小，融资需求“短、频、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很可能造成整个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停摆。

    尽管目前政策在往中小企业贷款上倾斜，沪上一家城商行小微贷款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额度总是比需求来的大，很多时候贷款都批下来了，但由于额度非常紧张，因此还是有很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贷款。 ”

    央行昨日在公开市场发行了10亿元一年期央票，中标利率跳升9.61基点至3.4019%。继上周央行上调3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后，一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再次上调，市场资金面之紧张可见一斑，由此也引发了市场强烈的加息预期。

    政策收紧背景下，如今中小企业贷款大部分来源于小额贷款公司，或者民间高利贷，如今月息5分是民间借贷的普遍行情，年利率就是60%。

    此外，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明显，仅一年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就超5.5%。令不小中小企业难堪重负。谈及人民币升值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卡斯商学院教授吉安维多?兰佐拉回应晚报记者：“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肯定会使得他们面对更多的挑战，但升值幅度还是不宜过大。值得警醒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也遭遇了一些因为员工失业问题而带来的社会矛盾。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在去温州讲学期间，其了解到的信息是，一方面，一批前期通过借贷炒房、炒蒜的商人今天因资金链紧张不得不背负起月息为5%的贷款来偿还昔日的利率，而不愿把手头自认为还会涨的资产拿出来变现。另一方面，因商业成本上升而退出产业的企业家却把自有资金拿来放高利贷。于是，紧缩货币政策最终可能是抽干民营资本才会见效。

    现状二：形式破产VS空壳实业

    无数走出国门的小商品都来自温州，这个国内民营资本的温床，如今也面临了资本的叛逃。不少打火机厂、鞋厂、服装厂因为成本压力，开始将资金抽离出企业，或者是“形式破产”，企业主将保留下的自有资金继续投入金融市场或楼市。

    而部分企业主如今宁可从小额信贷公司贷款、或者利用信用卡套现，拿5分、甚至6分的月息贷款，也要把钱投入到楼市中。孙立坚透露：“这是因为他们深信，现在的紧缩货币政策只是暂时的，未来经济要发展，政策总归要放宽，房价会回升的，他们认为未来房价会有100%―200%的涨幅。 ”

    在产业扶持政策式微的情况下，不少企业“出逃”至境外，孙立坚透露，现在温州真正做实业的中小企业确实很少，只有较为大型的50几家企业。而他们也是在走多元业务路线，除了经营挂牌中的实体经济，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资本也投入到了楼市中。之所以还是在挂牌实业的目的是因为做实业可以从政府拿到小额贷款。如此暗度陈仓力撑房价，是因为“他们作为庄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松手后房价暴跌”。

    困局：跨境设企成本并不低

    对于江浙中小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卡斯商学院教授维罗妮卡・海莉认为：“在欧洲，15年之前很多企业为了追逐廉价劳动力来到东欧，但是一两年之后一些方面开始出现了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当地的法律法规、甚至当地的政局不是很稳定等等。换言之，从长远考虑，提升员工技能提高效率则显得更重要。 ”

    她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欧盟的案例，有些欧盟成员国有意把公司在某个地方关厂的成本设置的非常高，让很多公司觉得关闭工厂非常不划算。比如说，我们研究的有一家跨国企业不得不保留在德国的一家工厂，因为要把这家工厂关闭的成本以及要支付的各种费用，要比在其他的欧盟国家设立新厂高很多。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决策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卡斯商学院首席运营官阿历克斯・弗雷瑟认为，跨境迁移工厂所带来的实际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在培养企业文化以及员工忠诚度等方面都要付出较大代价。尤其是对于强调业绩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跨境设厂很可能会造成一定高技术人才或者熟练技术工人的缺失，或者说相关技术和基础设施也不能跟进到位，这样的话，这个代价将非常巨大。

    国内不少中小企业被认为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而目前的政策导向也是将所谓 “低端产业”逐渐驱逐出产业链。除了技术革新，维罗妮卡・海莉还对记者表示：“很多小企业没有办法发展成长到下一个阶段的原因，是因为管理能力的欠缺，或者说不知道怎么驾驭和管理企业的扩张。所以很多时候，可能问题并不是在于公司缺乏创新能力，而是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 ”

    对策：可适当放开外资门槛

    排除投机资本的存在，目前国内仍有部分中小企业在固守实业阵地。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江浙厂商已不堪成本压力将阵地转移至越南、孟加拉等国。工人薪金的上涨、原材料的涨价，都是压在中小企业头上的几座大山。人民币连番升值更是给中小企业的出口贸易带来很大压力。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对记者表示：“人民币未来若继续大幅升值将令中小型出口企业难以为继。我去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出差，从当地所了解到的情况也是，由于出口艰难，很多中小企业已基本无利可图。 ”

    当前，产业升级背景下，早前被认为是三高一低的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被挤压，甚至出走境外；而卯足尽头要发展的高端产业还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而美国则是全产业链铺开。除了热销的iphone和ipad,筷子和玩具都出口到中国。华民提出：“目前美国的生产成本能够低到和中国企业竞争筷子市场。而我国的情况是没有政策扶持，民营企业逐渐式微，一方面将影响国内就业，另一方面也将对经济增长造成负效应。 ”

    加入WTO后，由于国内的一些行业迟迟不允许外资进入。由此引起的贸易摩擦层出不穷，比如，VISA银联之争。进而，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

    既然人民币升值对中小企业杀伤力很大，但实行贸易自由化后，民族企业能否造安然过渡？华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前，在外资车企还没有进入国内市场时，一辆桑塔纳是18万，在众多外资车企进入国内市场后，更多合资车开始出现时，一辆桑塔纳是8万。引入竞争后，国内的车市更繁荣，老百姓也享受到了消费福利。

    “无论人民币国际化也好，还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货币只是表面肌理，如果作为根基的实体经济不能健康发展，没有国际竞争力，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华民表示。

 

（来源：中国网  20110623）

 

责任编辑：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