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分析是对商贸流通服务业30年变迁的全新概括
（一）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
亚洲最大的互联网零售商圈--淘宝网--别出心裁地发布了“网购CPI”。这一针对网络购物的CPI与国家统计的CPI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反差：国家统计CPI大幅上升的同时，网络购物的CPI不升反降。网上购物低成本、高时效、方便快捷，实惠顾客、盈利商家，不仅沟通供求，而且化解通胀，展示了商贸服务模式创新的巨大优势和发展潜力。2007--2008年以来，由于能源、人工成本上升，大型跨国零售公司已经陆续把在中国的巨额采购订单转移南亚和东南亚，致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了早已预见到的销售困境，从而进一步彰显了商贸流通业网络、网点渠道命脉在全球供应链中“链主”地位的巨大威力。
上述内容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影响力”是被广泛使用的模糊化术语。本文借用这一概念试图从模糊中寻求精确化。借用这一术语在方法论、解释力上更具优势和时代气息，并从笼统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更加精确化。这种精确化与自然科学研究规范相同，按照给出的条件和线索，别人可以重复、可以验证。因此，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是长期以来“地位、作用”等笼统定性分析的现代表述。
商贸流通服务业内涵是指国民经济中从事商品和服务交易活动的产业。外延包括专门从事批发、零售、物流、餐饮等服务产业以及工农业自设分销机构所开展的购销活动。在不致引起误解的前提下，通常被简称商贸业或商贸服务业。商贸流通服务业以不引人注意、不直观的方式发挥着超出想象、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既包括直接、直观的表现，更包括间接、隐蔽的外溢效应。简要而言，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是指商贸流通服务业支撑或改变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原有状态的能力。也可表述为：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从直观或隐蔽看，这种影响力又可分为直接影响力，如对GDP的贡献额和贡献率、就业量和就业比重等；间接影响力又称“溢出效应”、“外部性”，如优化空间产业结构、优化时间经济流程、增进居民消费。
（二）重新认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
商贸流通服务业间接影响力“如何识别”是当前最前沿的重大课题，也是影响力研究的薄弱点和今后的重点、难点。因为，以往影响力被低估，都与这种溢出效应被忽视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影响能力或依赖程度的大小、强弱，取决于相关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和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企业状况等。
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与通常所说的商贸流通服务业竞争力、现代化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就是说，强化和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是直接目的，而增强商贸流通服务业竞争力、实现商贸流通服务业现代化则是手段。
重新认识和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已成为新世纪国内外关注的重大前沿问题，更是践行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落实中央一系列战略意图的全局性问题。这是因为，新世纪的新主题是“经济节奏的较量”。缩短流通时间、加快经济节奏、消灭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已成为新时期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缘由，致使当今世界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向商贸流通这一脆弱的动态过程“输入智慧”，向这个“难以廓清边界”的独特产业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专门人才，都在绞尽脑汁寻求“最佳均衡点”，挖掘着没有止境的流通效能。一系列最新情况显示，凭借技术创新和科技含量迅速提高，商贸流通服务业对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优化国民经济流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增进消费、扩大就业，节能降耗、降低综合成本，从而对增进社会总福利影响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因此，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需要再认识，需要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
（三）从影响力新视角分析商贸流通服务业30年变迁
人们毕竟容易看重表面、直观的东西，看重生产过程提供的确凿的物质产品，却不容易察觉不太表面、不太直观的现象（尽管同样重要），因而常常看轻或没有留意流通过程对这些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不可替代、名目繁多的“服务”，例如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商贸流通业影响力通过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融合，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对接，发挥天然媒介职能的时候，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通过优化行业和地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节约社会成本，增加就业，又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改善了民生，进一步间接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商贸流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例如，由产业关联度引出的间接就业效应贡献要远远大于自身直接的就业吸纳贡献。
分析模型显示，30年来的统计框架和笼统的“地位、作用”定性分析，仅仅计算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大大低估了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从而低估了总体贡献。而实际上，30年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对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优化国民经济流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增进社会总福利等全局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力、贡献力，远远大于它所提供的直接贡献。低估这种外溢效应是30年来“重生产、轻流通”观念挥之不去的真正原因。依照本研究结果，极大的商贸流通服务业外溢效应足以弥补自身较低的直接贡献而绰绰有余。这也许是所有不那么直观的服务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而也是包括商贸业在内的服务业在各个国家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深刻缘由。不太直观的服务业正在改变世界，也在改变原来“很表面、很直观、很物质”的农业和工业。大力发展包括商贸流通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可能会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农业和工业，会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总福利。
所以，纵观商贸流通服务业30年发展，可以发现：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客观上恰恰是商贸流通服务业上述多向性影响力由弱到强、不断增大的过程。第二，影响力分析方法给30年回顾以全新而有力的支撑。必须突破传统思维的条条框框，必须有更宽阔、更宏观的视野，从影响力的新视角和分析框架切入，才能突破原有定性分析的局限、缺陷和遗漏，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给出完整准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全面概括和总结。否则，我们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认识就不可能比10年、20年大盘点时更前进一步，也不会有利于新时期的政策设计。
改革开放是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源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在不断创造着商业奇迹，展示着强大的影响力。从连锁超市（最初被称作“自选商场”）诞生算起，新型业态不断涌现，仅用短暂瞬间，历经了发达国家零售业态150年的沧桑变迁，新老零售业态如便利店、折扣店、超市、百货店、专卖店、购物中心、网上销售等等，均已在中国出现。与此同时，遍布城乡、土生土长的摊位制商品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不断得到改造提升。而沧桑巨变同流通体制改革难解难分，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源动力。
（一）商贸流通服务业改革的示范作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立足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由实践检验是流通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流通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和成就的基本经验。中国商贸流通体制改革起步最早，商贸业的民生情结最直接、最密切。20世纪70--80年代，在“守住一块求稳，放开一块搞活”、“稳活兼顾、双轨过渡”的思路之下，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僵死沉闷局面，为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改善民生，缓解就业压力，中国开始放宽政策，在城乡一统天下的国有商业之外，放活个体经营者，允许一部分人经商、做买卖，自谋生路。随后，流通领域开始尝试“三多一少”的改革（即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和减少流通环节）。随着整体环境的日益宽松，以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中国流通体制改革步伐逐步加快，始终走在各项改革的前列，为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宝贵的试验和示范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陷入争论和盘整低潮，又是商贸流通服务业率先打破沉闷局面。重庆市大胆推动“四放开”的新一轮体制改革，即国有商业企业经营制度放开，价格制度放开，用工制度放开、分配制度放开，再次为中国整体改革撕开了新的突破口。
可以说，商贸体制改革对中国整个体制改革的贡献巨大。表现在：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为国分忧，以缓解民生最紧迫的就业压力为己任，用成功的商业影响力交出了一份最早的答卷；在许多人战战兢兢、左右徘徊于“姓资姓社”的僵化时刻，商贸改革以它“一放就活”、立竿见影所带来的生机活力，让人们最早感受到了市场的力量和实惠，从而为解放思想、下定决心全面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最早播下了市场化的种子，使市场机制最早从“体制外”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合乎内在逻辑的“发酵”进程，是全面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放活个体经营者比1979年承认包产到户、政府调整收购价格的农村改革还早，其贡献和意义永远不该被低估、被遗忘。
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经过不可避免的争论，逐步清晰、明确起来。总体框架的要点是：流通体制和商贸业要同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流通体制和商贸业要切实建立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对商贸业的所有制结构进行市场化调整，改变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垄断状况；改革商贸业中国有企业，改变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的状况；改变封闭型贸易体制，逐步实行内外贸一体化的新体制；弱化、规范政府的直接干预行为，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效能，制定市场化的商贸产业政策，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
体制改革不可能孤立进行。30年来，围绕体制改革，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实现了全面创新。即，在实体经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凭借先进理论、思维方法、经营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手段，对传统流通业格局中的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所进行的全面改造和提升。流通创新主要包括十个方面，即流通体制创新、管理机构创新、流通结构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流通秩序创新、信用体系创新、中介组织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技术手段创新、产业政策创新等。伴随内部体制改革和流通创新，商贸流通业逐步实行了对外开放。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与国外相比，在快速扩张能力、成本控制能力、营销技术能力、财务运作能力、品牌价值能力和人才聚集能力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外资进入促进了中国零售业的结构调整，市场集中度将得到提高，资产重组、“三跨”发展（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其中，外商凭借信息化手段，加快周转与“消灭”库存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诚信意识对国内零售企业将起到示范作用，并加快中国流通现代化或流通创新的进程，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商贸业影响力。而30年经验显示，外资企业的进入意味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积极作用是主流，竞争加剧属正常，关键是要依法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改革开放推动商贸流通服务业完成两大根本性转变
一是改革开放推动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功能转变，使本来意义商贸流通服务业得到回归。即从计划经济实物化分配的政府派出机构转变为政企分开、货币化、市场化、多元化的企业主体。
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低下，小农自然经济基础深厚，民族资本、现代工业和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经济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则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发展的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除消费品市场和零星的乡村集市交易以外（大跃进年代和“文化革命”期间曾两度全部关闭），生产资料等其他市场基本上不复存在。尽管在城乡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还存在农产品、农用生产资料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等项产品的交换，人们也延用“城乡市场”来表达这些交换关系，但由于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料）的统购统销，农用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价格统一组织分配，这些交换已基本失去了市场交换的本来意义。即使是保留下来的消费品市场，也是残缺不全的。大部分消费品特别是粮、棉、油、糖、肉、蛋、布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多是按指令性计划生产，由行政化的商业机关凭票证定量、定价统一组织供应；形成消费需求和社会购买力的职工工资也是由国家统一规定；价格机制很难起到调节作用，消费者更少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因此，在产品计划经济的包围中，消费品市场不可能孤立存在，通常所说的消费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实物化的行政分配的工具。
而通过上述改革，本来意义商贸流通服务业已经得到回归，计划经济实物化分配的政府派出机构已经彻底转变为政企分开、货币化、市场化、多元化的企业主体。正是完成这一转变，使得商贸流通服务业才有可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优化国民经济流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增进消费、扩大就业，节能降耗、降低综合成本，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多向性影响力。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了商贸流通服务业的机制转变，即逐步实现了市场状态和市场环境的根本转变。
在1978年以前高度集中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商品市场曾长期处于压抑萎缩状态，市场机制作用程度十分微弱，作用范围非常狭窄。可以说，1978年以后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过程。所谓“市场发育”，就是指市场机制作用逐渐增强，市场体系从逐步健全到比较完整和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其中，市场状态的根本转变至关重要。即改革开放实现了从供不应求卖方市场到供过于求买方市场的状态转变，终于走出了“越短越统、越统越短”的怪圈。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时代，“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产品积压、财政虚收”几乎是经济运行的常态。排斥市场机制，有效供给不足，资源配置不当，损失浪费严重，是导致短缺与积压滞销奇特共生的根本原因。而为了解决“短缺”和“短缺下的滞销”，阻止不断出现的大起大落、经济震荡，所能够采用的只有行政办法，“关停并转”是行政化反周期的极端手段，“越短越统、越统越短”是这种经济的基本轨迹。改革开放新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迅速增强，市场竞争刺激了产品供给，同时也降低成本包括工资成本的压力，有效遏制了需求膨胀（这一点在“八五”期间开始日益明显），因而逐渐出现了市场需求扩张赶不上产品供给扩张的买方市场因素。以往短缺经济、卖方市场下的滞销和企业产前囤积，开始转变为经济低水平过剩、买方市场下的滞销和企业产成品积压。借用马克思的话说，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完成的市场跳跃，愈加“惊险”和艰难了。市场状态转变意味着国家统制经济和行政垄断开始向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机制转变。
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政策建议
回顾和总结30年，站在新起点，面临新形势，深刻认识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切实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任重道远。
（一）深刻认识商贸业影响力有助于树立新财富观
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创新思路观察，强劲而低效的外延式增长之害，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增长、财富增长质量和终极目的的评价问题。引入时间因素，从动态化和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角度看，便会发现一种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最终目的的新财富观：不仅要看我国每年生产了多少物质产品和为得到这些产品付出了多少代价，更要看这些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多少是真正处于实际发挥效能的状态，即看有效产品率的高低。在当今国际国内分工日益加深的场合，不经过市场、流通的检验过程，社会财富只不过是观念的、想象中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和效益（马克思语）；社会财富存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努力使所有经济环节和领域趋近于“流畅平滑”、最为经济合理的有效状态，就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真实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假如缺乏“关注存量效能”的新财富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就仍然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打折扣。
（二）树立新财富观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
市场化、竞争性的商贸流通服务业强大的影响力和天然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形式的“财富的闲置和浪费”。而提高所有时点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社会产品所占比重，最大限度消灭闲置、损失和浪费，是评价流通效率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根本性指标之一，也是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问题首先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重要理由。因为，商贸流通服务业天然具有“双优”的本质和功能。即在时间上“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加快节奏，优化经济流程；在空间上“消灭无效生产、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这是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所做出的最高概括，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含义。
中国结构调整效果历来不够理想，经济流程不够顺畅，都同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被低估、被轻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从国民经济大局观和大背景出发，从政策分析、对策分析的角度提出“关注存量效能”和重视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新财富观，有助于找到事关全局的新的政策思路和解决方案，设法从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及其“双优”的天然功能入手，最大限度取消经济存量中的闲置、浪费和损失。而一切存量的优化与盘活，最终都是稀缺资源的节省和生态压力的减轻。这是新时期成本最低的战略选择。
当前，中国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强大的传统增长惯性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外延式、拼增量”的势头及其治理效果实难令人放心。这种情况说明，中国面临的重大主题都首先同不断累积、乱象丛生、质量不高、且绕不过去的经济存量困扰有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转变发展方式、建立节约型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化解风险、调整结构、优化流程、节能降耗、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增进消费、促进公平、生态环保等，都有一个实质性的共同点：如何优化、降解、盘活累积延续多年、已被视为“既成事实”的经济存量中的矛盾和问题。
实践表明，以往主要依赖外延扩张形成经济增量来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促进发展的政策思路，即“增量解决法”，虽然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政策效应在逐步衰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中央关于转变发展方式、走内涵式、集约化道路的战略意图。经济越是快速增长，“总量块头”越是增大，就越是考验中国化解原有经济存量的能力，就越是需要依靠“存量解决法”来寻求改革攻坚式的突破。而从积极的态度出发，目前种种触目惊心的损失、浪费状况刚好反衬出、折射出“腾出手来挤压存量”的潜力巨大，今后工作思路的主要注意力迫切需要从“靠加法、拼增量”转变为“靠减法、解存量”。
（三）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
要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有望在新时期挖掘出至少5--6万亿元的巨额实效。作为从排斥市场的体制走向依靠市场的体制的经济转型国家，我国现代市场体系缺失、流通产业落后及其恶化经济存量的严重后果带有全局性，本质上是整体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底盘缺失，而绝非某一个部门、行业性存在的问题。因此，从中央一贯倡导的大局观出发，宏观调控不仅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更加需要培育市场、加快发展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基础性政策。
在新时期，率先改变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造成的市场体系“底盘缺失”状况，有望成为解决种种深层次存量难题的新途径；依靠“存量发展法”，从商贸流通服务业入手，创造性地贯彻中央一系列战略意图，有望解决国民经济存量中“结构扭曲、流程紊乱、高耗低效、消费瓶颈、‘三农’滞后”等老大难问题。对此，不仅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更有立竿见影的近期效果。即通过相互关联的5项政策措施和具体行动，在未来5--10年，按照“减法、效能的思路”，通过培育市场体系、优化流通环节，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有希望从经济存量中“挤出”5--6万亿元的巨额收益。
这五项行动是：开展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化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消灭产业结构性损失的能力；开展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流程优化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加快流动资本周转的能力；开展以物流合理化为主导的节能降耗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降低物流成本的能力；开展以增进消费为主导的商品畅销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消费转化、催化能力；开展以培育农业市场化为主导的反哺农村行动，强化商贸流通服务业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村消费的能力。
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措施
深化自身体制改革，如国有商业企业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改革，积极推进商贸流通服务业自身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增强竞争力；以公平竞争为主导扩大开放，同时确保商贸流通服务业产业安全，警惕外资负效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农产品绿色通道，剔除不合理的体制性流通成本；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的重大作用，加强商贸流通服务业原创性建设，改造提升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同时实行零售业创新。
商贸流通服务业要介入第一、第二产业，以优化第一、第二产业结构和流程为己任；要改变发展的不平衡现状，优先发展中西部商贸流通服务业，推动发展商贸带动型经济；建立低成本、高安全、动态化的商品应急储备体系；根据外溢效应特点，加快推进商贸流通服务业中公益性认定工作，强化公共财政扶持力度；要在国际市场充分发挥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推动商业资本走出去、国际化，切实改变中国商品输出庞大而商业资本输出弱小、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失衡的状况；要不断增强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积极开展以服务至上为主导的诚信商业行动，改变流通服务业“普遍不讲求服务、不讲求诚信”的形象，切实提供优质服务，从源头上降低交易成本中急剧增加、数以亿计的社会防范成本（实际上，化解诚信危机，也可从源头上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社会防范成本）；要以精确化为主导的科学监测行动。切实解决数据、信息、指标等等缺失、虚假、混乱，不全不准不及时的问题，加强商贸流通服务业监管体系精确化、制度化基础性建设。重点建立商贸流通服务业现代化评价体系，商贸流通服务业标准化指标体系，商贸流通服务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特别是要按照竞争力系数及其以相对指标为主导，推进商贸流通服务业绩效评价体系创新，改变现行绝对指标为主导的外延式、粗放型、拼数量的评价体系。
责任编辑：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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