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秦藤供应链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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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贸指标“弱化”引发关注

    2005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对外宣布,鉴于目前的气氛和条件,第七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将推迟至适当时候举行。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中日韩三国在去年11月的领导人会议上决定启动的投资协定磋商也已受阻。有证据显示,目前中日两国经贸发展速度明显放慢,日本已从中国连续11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降至第三位。而《日本经济新闻》日前刊登的一条消息称,印度总理辛格强烈希望日本增加对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该消息暗示,辛格的目的在于利用中日之间的摩擦促进日本对印投资。由此可以看出印度通过吸引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投资追赶迅速崛起的中国的战略意图。为此,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有关专家。


  2000年以来,受日本首相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影响,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目前双边关系正从“政冷经热”向“政冷经凉”发展。2005年1至8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23.5%,与欧盟、美国、东盟和韩国分别增长了23.7%、24.9%、25.5%和25.7%,而与日本的增长率只有10.3%,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由2000年的17.5%下降到2004年的14.5%,5年时间下降了3个百分点。在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势头下,中日贸易所占比重下降表明,中国对日本贸易依存关系已趋于弱化。


  同时,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也增长乏力,后劲不足。据权威部门统计,2005年上半年,韩国企业除了在华实际投资(韩国27.8亿美元、日本32.7亿美元)低于日本外,项目数(韩国3327项、日本1620项)与合同金额(韩国98.9亿美元、日本51.9亿美元)均高于日本。


  2004年,中日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即韩国企业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金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尽管当年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54.5亿美元,略高于2003年的50.5亿美元,但同期韩国投资金额则比上年增长39.2%,达到62.5亿美元。


  中日经贸关系的“趋冷”势必影响到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应引起政府和业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种种迹象表明,印度正在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度投资报告指出,全球51%的跨国企业认为印度是“有希望的投资地点”,这一比率仅低于中国,居第二位。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的调查也显示,今后3年印度成为有希望的投资地点的比率将超过泰国,排在中国之后,居第二位。


  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近期印度吸引国际投资呈快速增长趋势。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12月5日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投资10亿美元,扩大公司在印度和当地技术公司的业务规模。12月6日,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开始了为期4天的印度之行并宣布,微软计划在印度投资17亿美元并将其在印度的员工数量提高2倍。今年10月,思科系统公司总裁约翰•钱伯斯在访问印度时,也曾宣布过一项11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这些投资凸显了印度市场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印度正在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作战略安排。印度总理辛格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第21届印度经济峰会上指出,只要经济政策得当,印度经济增长在今后3年内有望达到年增长10%。为此,印度政府应开放零售业,加快对农业和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印度工商业部长卡迈勒•纳特表示:“印度已经展示了服务业方面的实力,现在我们希望成为全球技术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已开始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截至今年8月份,印度制造业较上年同期增长了9.8%,各种商业信心指数也位居1995年来的最高水平。截至10月份,印度的出口增长了22%。”


    但事实上,目前印度经济在总体上与中国还有较大差距。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负责绩效改善的全球主管马克•戈特弗雷德松指出:“还没有发现印度制造业有任何真正的明星企业。中国有世界顶级的制造业,而印度制造业则处于第三世界。我去过很多印度的汽车制造厂、纺织厂和金属铸造厂,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工厂对流程、库存管理、持续改善或安全问题都关注不够。我曾去过的一家铸造厂到处火花四溅,而操作人员却连护目镜都没有。”


  尽管印度已经成为日本ODA(政府开发援助)的第一大接受国,但目前日本企业之所以在印度投资不够积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如印度国内干线公路的平均行驶速度每小时约为40公里,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左右。主要城市的机场也明显老化。宽频带通信的普及率不足0.1%。这些都使得外国企业对正式开拓印度市场感到犹豫不决。


  对此印度正在积极推动全面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逐步废除进口许可制度、降低高工业品关税;实现铝、汽车制造、电信和信息技术企业的私有化;放开汇率机制;放宽外国直接投资监管的限制等。可以预料,这些改革措施将进一步促进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中日经贸关系不会发展到“政冷经冷”的程度,因为资本追求的是获利,寻找的是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如果有一天双边经贸关系变冷,那也未必是政治的原因,而可能是中国的投资吸引力下降。有关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台资企业对大陆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台湾当局的打击而降温。所以资本的流动也许会小部分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遵循它自己的规律。


  还有一点,由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区(FTA)谈判的升温,区域经济得以不断发展,像中国与东盟的10+3谈判,就建立了一个中国——东盟大市场。所以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时候,它的眼光投向的是整个东亚经济体,是一个巨大的区域市场。伴随区域内关税等门槛的降低和资源的自由流动,说不定有一天中国-东盟自贸区就会变为另一个欧盟,而这也是日企对华投资的一个战略性原因。


  再举一个例子,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在日本市场想买礼品带回国的话,其实找不到太多日本原产的商品,很多都是“MadeinChina”,日本市场离不开中国,这也是现状。


  对于印度吸引外资的努力,日企考虑更多的应该是经济层面而非政治角度。如有消息说,印度总理辛格强烈希望日本对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但是落实到企业行为,可能企业界的人士会认为这些话都是空的。因为投资企业考虑的是人力资源储备、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具体务实的东西,是被投资地区的硬件、软件等方方面面。单纯政治的因素恐怕并不能吸引日企前往投资,企业需要的是投资方面的具体政策引导。


  总之一句话——资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判断它的流向的。


(来源:国际商报  20051212)


责任编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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