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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小泉政府上台以来，尽管中日政治关系趋于紧张，但是经济交往总额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因而出现了“政冷经热”的说法。同时，由于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因而有人认“政治冷经济亦不热”。本文通过对中日长期贸易和投资数据的考察，并以此作为判断双边经济关系“冷热”的基本标准，发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虽然中日从1978年以来的“经热”是源于两国关系的“政热”，但在短期内，当前的“政冷”尚未殃及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导致“经冷”。

　　[关键词]中日，经济关系，贸易，投资

引言

　　自从2001年4月小泉政府执政后，日本政府逐步改变了以往对华的政策取向，在各方面的争端中态度转向强硬。随着日本不断实施一系列不利于中日关系长期发展的政策，两国政治关系也逐渐走向恶化，但双边经济贸易额却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因而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以来，中日政治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因素，使“政冷”的局面似乎有了点暖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内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种不符合国际关系一般规律的现象，是表面现象，还是事实本身?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冷清是否意味着两国经济关系已“变冷”，以及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本文将试图通过对中日之间经贸易长期发展数据的分析，找出中日之间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基本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2001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状况做出判断。

政冷的出现及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都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而经过泡沫经济的打击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也就告一断落。尽管如今其经济实力仍然很强，但长期的经济低迷使一部分日本政客心理很不平衡，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政治上的强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日本国民便开始追求政治大国的梦想，急需一个强者带领其走向更大的骄傲，而日本右翼势力正好迎合了这种大众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主流。以小泉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不顾中国人民的感受，不断制造一些不利于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言行，使得中日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思想观念方面，日本坚持高姿态的同时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和威胁。例如，拒绝对侵略罪行正式道歉、鼓吹战犯的“功绩”。小泉首相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连续四年参拜了供奉着侵华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首脑互访中断。在中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日本就大肆宣扬中国崩溃论；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就鼓吹“中国威胁论”，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在新《防卫计划大纲》里写入“中国威胁论”等。这样的舆论导向扭曲了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产生蔑视或者戒备的心理，影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沟通与友好交往。

　　其次，两国在领土和主权方面存在深刻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不断推动日台关系升级，鼓舞、声援并协助“台独”势力进行分裂活动。2005年2月19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在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干预开始由“模糊化”转向“清晰化”。在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争端上，过去日本主要纵容民间团体或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的既成事实。现在转变为由政府直接出面“租用”岛屿、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以此进一步强化“实效控制”。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本国海域进行的天然气开发活动进行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以东的海域进行能源勘探。

　　再次，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日本打乱了中俄酝酿近10年的“安大线”输油管线建设项目，并在世界各地与中国争夺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的开采权。日本还把对华日元贷款问题“政治化”，以此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并确定了继续削减乃至在未来数年内停止提供贷款的方针。

　　在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综合影响之下，双边政治关系陷入了低谷。但是关于经济关系的状况，目前尚未定论。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信贷、国际投资、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国际技术转让、国际运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协调、国际经济技术援助、国际抗险救灾等诸多方面。在筛选衡量中日经济关系的指标时，本文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国家统计资料中的有关统计口径，上述领域可作进一步的分类与合并，国际技术转让和国际运输可以归入国际贸易；其次，国际金融、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和中国对日投资相对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发展水平还十分有限，因而本文予以忽略；再次，在经济关系领域，本文着重考察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指标，以避免出现“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此，本文对决定于政治逻辑的日本对华贷款、国际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抗险救灾等问题不加讨论，而是集中精力分析中日贸易额和日本对华投资额的变化状况及其一般规律性。

“政热”后持续增长的双边贸易额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北亚发达国家，日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于1974—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1979年又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由此可见，中日经济关系是在政治关系发展的条件下启动的，因而，可以说中日关系是起始于“政热经热”，即“政热”带动了“经热”。

　　1.2000年之前中日贸易的基本状况

　　在2000年以前，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动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双边贸易的增长也是时起时落，波动很大。但总体上来说，中日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是不断增长的。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48.23亿美元增加至2000年的831.7亿美元，增长了约18倍，年均增长率15％，大大高于世界贸易额同期增长的平均水平。这与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有关。但是，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波动。从1979年至2000年，中日贸易额出现了三次周期性波动，如图1所示。第一次周期从1979年至1984年，最高贸易增长率达到0.4，最低贸易增长率为——0.12，年均增长率15％；第二周期从1985至1993年，最高贸易增长率达到0.54，最低贸易增长率为——0.16，年均增长率为17％；最后一个周期是从1993至2000年，年均增长率也达到17％，与前两个周期增长率的平均值相近。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贸易额增长出现了一次高峰，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中国经济却蓬勃发展。为了带动经济的复苏，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其间只有1990年和1998年两年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除了这两年之外，其余年份的贸易额都是逐年递增的。2000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了831.7亿美元，突破了800亿美元大关。但由于日本经济状况不佳，中国贸易格局的多元化，90年代后期两国贸易额的增长速度也较前期有所缓和，但贸易趋势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由以往日方单轮驱动变为中日双轮驱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主要是源于两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因为这段时期内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冷暖而出现较大的波动。

　　2.中日之间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变化情况

　　两国之间贸易额的变化情况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考察两国经济关系的时候，还要从各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中，考虑两国贸易额占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变化情况。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因此，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也就会表现出不同时期的外贸状况。双边贸易额作为当时两国交易状况的一个存量，也就不能全面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各国的对外贸易格局日趋多元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密切程度除了与双边贸易额有关外，还与两国经济贸易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息息相关。

　　在1978—1985年间，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都维持在20％以上，无论在贸易总额还是进口额总额两项指标上，日本都稳居第一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由于日本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在1985年至1994年出现了一次近似平滑的U形波动，尽管1989年降到了最低点13.1％，但后来又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增长趋势，在1994年达到了22.8％。从1996年以后到2004年，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开始逐渐下降，由20％左右降到了15％以下。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较高与中日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关，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所占比重的降低，则是由于中国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并成功地化解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冲击，使外贸总额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而日本则因经济泡沫破灭而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中，加上国内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以及通货紧缩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使得日本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境，导致中日两国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放缓、所占比重降低。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1期20070326）

责任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