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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贸易开放背景下的中日韩农产品贸易发展前景

　　乌拉圭回合以来，农产品贸易开放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01年开始进行的WTO多哈回合试图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但由于主要成员存在严重的立场分歧，这一轮谈判不断面临各种阻碍，以至于目前落入中止状态。然而，即使多哈回合进一步拖延，农产品贸易走向开放的趋势也不会从根本上逆转。这是考虑东亚地区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发展前景和战略的基本背景。

　　中国、日本、韩国分别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消费者偏好、社会管理制度等存在较大差别。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日本高度重视环境、农村文化等农业的“非商品产出”（OECD，2000），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中国则更重视农业的就业功能、收入创造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而且，中、日、韩均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均高度关注保障基本食品供给，即农业的食物安全功能（MAFF，2005；农业部，2006）。这种对农业不同功能重视程度的差别导致中国、日本和韩国采取了性质不同的农业政策。

　　实现工业化后，日本政府逐步强化了对农业的国内支持和口岸保护，实施这种政策导致日本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显著高于国际市场，这使得日本在扩大市场开放时面临严重的结构调整压力。乌拉圭回合后，日本对包括大米在内的流通制度和贸易政策进行改革，降低了口岸保护，但以OECD计算的生产者支持估计量（PSE）来看，农业支持仍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只是支持的方式与过去有些不同。韩国的情况与日本非常类似，农业支持水平甚至高于日本。在OECD中，日本和韩国处于支持水平最高的国家之列。这种方式虽然使日本和韩国得以缓解扩大市场开放产生的冲击，但并不能替代长期性的农业结构调整。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日本和韩国持续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农业政策方向从剥夺农业逐步转变到扶持农业。加入 WTO后，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开放市场后面临的竞争环境，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实现改善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实施这些政策使中国政府农业支持的强度得到提高，但2003年的PSE也仅为8％。从今后的发展前景看，虽然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不断增强，但对农业的支持强度和方式受到WTO承诺的约束，属于“黄箱政策”的支持水平很难大幅度提高。因而，中国农业将在相对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参与国际竞争。

　　由于上述情况，中、日、韩三国在WTO多边贸易谈判中既存在尖锐的立场冲突，同时也具有某些相近的利益。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G20和G33集团成员。（320和G33集团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在扩大市场准入、削减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上做出更有实际意义的承诺，要求改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条件，同时主张发展中成员的关税减让承诺取决于发达成员在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方面的承诺，强调农业对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强调应充分考虑关税是发展中成员唯一有效的保护手段，要求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从而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日本是G10集团的重要成员，该集团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非贸易关注，主张对关税只做小幅度削减，反对关税封顶和扩大关税配额，赞同实质性削减“黄箱”措施和加强“蓝箱”纪律，要求继续保留特殊保障措施，其核心目标是避免急剧扩大市场准入。在WTO中具有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韩国既是G10集团的成员，也是G33集团的成员，其关注的焦点是获得实施保障措施的权利。

　　在扩大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开放方面，中、日、韩也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中国对于开放农产品市场持相对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当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时。例如，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双方于2004年按照“早期收获”计划启动了除部分敏感农产品外的降低关税过程，到2006年开始实行零税率，中国与泰国更是提前于2004年实施了零关税。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协议也做出了分类、分期降低农产品关税的安排，在10年内对大部分农产品实行零关税。在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重要农产品出口国的谈判中，中国也关注敏感商品市场在开放后是否会受到冲击的问题。经验表明，是否开放农产品市场同样也是影响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开放进程的重要因素，需要妥善应对。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开放的大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三国均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农业的主导经营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对资源的激烈竞争，农产品生产成本都由于土地、水和劳动等要素的机会成本持续上升而提高，本国生产者都面临国际市场价格低迷所造成的竞争压力，而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农产品出口国的政策所导致的。如何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持续和健康的发展，如何通过贸易谈判校正国际市场扭曲，是三国政府都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

　　东亚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常常伴随农业竞争力的下降。经济起步早的日本和韩国早已成为重要的农产品净进口国，中国同样出现了这种发展态势。从长期看，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潜力有限，而进口则会逐步增加，农产品贸易可能长期保持与日本和韩国相同的净进口地位。然而，中国在日本和韩国市场上仍具有重要的出口利益，改善中国农产品进入日、韩两国市场的机会继续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努力争取的目标。今后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和出口仍有可能保持同步增长势头，这实际上意味着贸易结构的改变，即中国一方面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出口，同时增加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另一方面，中国农产品进入日本和韩国市场不仅涉及到两国扩大市场开放问题，更涉及到中国自身如何改进农产品质量以适应进口国消费者需求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赤字不可能出现急剧上升的局面。

　　从发展前景看，目前中国与日本和韩国之间农产品贸易模式仍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维持，即中国对日本和韩国出口水产品、园艺产品及其加工品，同时从其他国家进口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从而一方面缓解国内农业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增加中国农民的收入。虽然日本和韩国政府继续把保障适当的食物自给率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MAFF，2005），但随着在多边或双边框架下扩大市场开放，农产品进口规模预期仍会有所扩大，从而给中国提供某些机会。然而，中国要想将这种潜在的进口需求转变为现实的出口，就需要做好农产品卫生质量和环境管制的工作。就此而言，虽然中国与作为进口方的日本和韩国存在某些利益冲突，但同时也有扩大合作的机会。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可以利用其技术优势对中国农民和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帮助中国解决好食品卫生安全监管问题，从而实现共赢的局面。

五、总结

　　中国通过加入WTO加强了与世界经济的整合，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加入WTO后的5年中，中国的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稳定提高，而农产品外贸的快速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然而，这一良好局面在较大程度上是由短期因素所决定的，从发展前景看，中国很难避免早已在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农业竞争优势逐步削弱的局面。如何根据这种趋势性变化及时在国民经济范围实现结构调整是中国今后发展中面临的长期性问题。

　　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较强的贸易互补性。相对于日本和韩国，中国在农产品上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和韩国出口农产品快速增长的基础，目前日本和韩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而中国是日本和韩国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来源。若日本和韩国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规模仍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尽管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已经呈现由净出口向净进口的转变。然而实现这一潜力仍面临很多障碍因素，这不仅涉及到日本和韩国如何对本国的农业贸易政策实行改革，而且也涉及到中国能否有效地建立适合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产品产业链和有效的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在这一领域具有很强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的日本和韩国无疑可以帮助中国加强安全食品生产和监管体系的建设，扩大相关的服务贸易。

　　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逐步纠正了过去长期实行的剥夺农业的政策，目前仍未走上对农业实行高强度国内支持和贸易保护的道路。这一局面使中国更容易适应农产品贸易扩大开放的趋势，入世后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出现的良好局面也增强了决策者和公众对于扩大市场开放的信心。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在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中没有太多的政策包袱，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有条件从长远角度和国家整体利益来看待参与全球贸易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和农业在未来获得有利的发展环境的重要因素。

　　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会和日本和韩国一样，更为重视农业除提供农产品外的其他社会经济功能，特别如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维系农村地区社会文化等。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5期  20071022）

责任编辑：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