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2月和2007年5月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引起各方深入思考。美对华经济政策基调取决于双边政治关系走向。目前，维持对华政策现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选择。在经济领域，美国倾向于接受“顺差在中国、利益在美国”、“美在华跨国公司是最大获益者”等我方极力主张的双赢观点；对于高额逆差、人民币持续升值局面的容忍度也有所提高。故此，战略对话及我方适当让步，能够起到缓解矛盾、定期释放压力的作用。但是，鉴于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双方体制的巨大差异，建立战略互信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形成的协调模式应始终保持在战略层面上，双方实际利益的讨价还价及权益的相互让渡应在另一个对等的渠道上进行。

一、达成战略共识需要时间和耐心

　　本轮对话中，双方就平衡经济增长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是“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国国民的储蓄率，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可以预见，无论是我方，还是美联储及财政部，要实现此目标都需要做出长期的努力。贸易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基础，将长期存在。

　　美国愿意接受一个生产衬衣、玩具的顺差国，但绝不会容忍一个出口大型客机、芯片的对手。我国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同时，国内产业梯度又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退出来。未来一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取得实质性进步，与美国的主导产业展开正面竞争，美国现有经贸类利益集团将进一步瓦解，新近受冲击的行业将同原有劳工类、意识形态类集团携手，像20世纪80年代对付日本一样，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不依不饶。

　　低成本国外美元的流入，是美国贸易逆差格局得以维持的关键。我国外汇储备资金多元化投资和运用，将改变中美间贸易与资本的流动关系。增加我国对美国的投资，不仅无法解决贸易赤字低成本融资问题，而且可能引发上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的“日本要购买美国”的人为恐慌。此外，市场对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组合的任何变动都高度敏感，中国出自自身利益对外汇资产结构可能采取的任何调整，都可能引起市场适应性反应或跟风操作。集体抛出美元产品有可能对全球经济、美元的国际地位带来巨大影响。

　　中美在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分别从产业和金融层面触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届时，美国对华政治将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要求，而不是经济利益服从于政治格局。

二、经贸问题政治化的土壤依然存在

　　总统及其外交班底在美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国务院、财政部、商业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等行政机构则主要是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而存在。借助立法及背后复杂的利益集团等对华利益诉求向我施压、“唱红脸、白脸双簧”，是行政当局的传统做法。国会不是酝酿具体政策的地方，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场。国内外各种力量都可以围绕国会，“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政策，国会实际上发挥着公开半公开“政策市场”的作用。

　　“多元化”是国会的重要特征。议员在国会中提出议案是非常容易、非常随意的事情。435位众议员、5名众议院代表、100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位，都有资格独立或联名提出议案。要想从根本上阻止部分对华有某种偏见或误解的议员就中国问题提出议案是不可能的。对国会的外交努力，可以减少对华的这种偏见或误解。

　　推动国会运作的主要力量是利益集团。涉华主要利益集团可分为四类：一是经贸类集团，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北美谷物出口商协会；二是劳工类集团，如，劳联—产联（AFL——CIO）、全国成衣及纺织品协会；三是意识形态类集团，如，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支持西藏国际运动；四是杂类，如，环保及动物保护组织、百人团等。

　　由于进口贸易、资本流出与本地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劳工类集团长期站在我方的对立面。在意识形态集团和杂类集团中，汇集大批复杂对华立场的势力，他们在所有中国问题上都持难以理喻的否定态度。我方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经贸类集团。鉴于贸易利益性质的可替代性，该集团本质上在意的是短期商业利益，并不在意美中关系是否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因而不会去致力于顶住压力谋求一个客观全面的对华政策。

三、对构建战略互信的新考虑

　　美国行政部门中有一个复杂的官僚科层结构，他们在对华事务上有着很强的政策惯性，强调自己的逻辑，有着自己的行事方式。因此，在白宫、国会的对华政策发生任何转向，这些行政机构往往需要更多调整以适应这些变化。

　　一般来说，有产业背景的财长会主张通过弱势美元来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来自华尔街的财长会主张通过强势美元以维护美国的金融利益。财长们转战商场、学场、官场，随时能通过“旋转门”，进入政界，也随时能通过“旋转门”回到商界。对于美国政治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只有在透彻了解美三权分离决策体系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理性的对策和对中方权益的真正保全。

　　鉴于以上方面，我们似应对构建中美战略互信有新的考虑。

　　一是正视美方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观点。多数分析者认为，汇率问题是美方手中的牌，其最终目标是压迫中国金融开放，因此，不必过多理会。我们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2005年汇改前已有很大不同。小幅爬行升值维持了实体经济对外竞争力，但在金融层面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均指向汇率问题。客观地说，两年来，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面中方的实质性进展有限。无论美方提出汇率问题是否是策略性的，我们都应在汇率形成机制、结售汇制度、资本项目管理等方面，做出重大改革，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步。

　　二是在美元国际地位、我国外汇储备运用上多做文章。美元的霸主地位是美方的“七寸”。美元地位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不相符，但美国绝不会放弃全球货币地位所带来的好处。2006年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渐趋下降。俄罗斯、伊朗等国采取了对外贸易用欧元结算、官方储备资产组合中包含更多欧元资产等多项“非美元化”措施。这些措施已经起到了追捧欧元、压制美元的作用。与一次性大幅升值相比，人民币稳步升值实际上维持了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美元国际地位的作用。鉴于中国经济金融调控体系自身的脆弱性，即使未来人民币实现区域化，也必然需要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用于人民币信用的背书。因此，双方可以将人民币升值问题与美元贬值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过程中，也需要借重美国金融和外汇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另辟途径把具体领域的对话引向深入，有利于对话机制取得更大成效。应该看到，中美双方在许多具体领域确实存在相当多的互补性。下一步对话，与其继续就贸易不平衡、美方长期财政责任、储蓄率等问题争论，不如围绕能源、环保、清洁生产等双方存在共同切实利益的领域，实实在在地开展工作。在此方面，我方可在项目层次上提出具体建议，引导战略对话向微观领域发展。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  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