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是对当前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反应，是协调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效机制。在中关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关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新的对话机制则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基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以来进行了三轮对话，对话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在2008年6月举行，备受关注。

关键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经贸关系，美对华贸易政策

　　在中美两国首脑的支持下，2006年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启动了中美两国战略对话，对话举行了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传统”的经济和贸易谈判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成为协调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效机制，引起国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的对话机制启动以来，中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依然没有消除。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在 2008年6月举行，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着温和衰退和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重要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届时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备受关注。

一、三次对话成果

　　根据《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注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

　　1.第一次对话成果和定位的确立。2006年12月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五个专题和十一个分议题进行了讨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美双方达成了共识。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探讨长期经贸关系的开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定位确立在长远性、全面性和战略性，加强双边对话机制的一个新的起点。从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确立的定位看，虽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中美磋商机制有所不同，战略经济对话的侧重点不是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讨论的是多个领域的一揽子问题，寻找两国经济利益的共同点，但从战略层面上又与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磋商机制形成了互补，双方讨论的问题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范畴，不仅具有一定的战略性，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为后来的战略经济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第二轮对话取得多项成果。2007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在四个方面展开：服务、投资和透明程度；能源和环境；创新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再平衡。具体内容则包括：在民用航空业如何进一步进入对方的货运以及旅客运输航空市场；中国经济增长如何从以消费推动为主转化为投资和出口为主；中美相关部门将在能源保障、新能源开发、节能降耗、技术创新等领域商谈未来的具体合作事项，例如，中国降低美国清洁燃煤技术的进口关税，建设更多采用清洁煤炭的发电厂等。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达成了多项协议。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双方在金融服务、能源与环境、民航等领域就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共识。对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中美双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方表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为两国长期具有战略意义合作道路上的重要标志，美中经贸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对两国人民和世界经济都至关重要；中方认为，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就事关中美两国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兼顾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

　　3.第三轮对话成果广泛。200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确定的议题包括六个方面：中美双方抓住经济全球化的益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应对不同能源选择带来的经济影响；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促进中美双边投资。其中还涉及五个方面的问题：加强政府监管透明度；加大环保力度；鼓励知识创新；提高食品与产品安全；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包括汇率、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人、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其中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首次列入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等问题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重要议题，也是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热点问题。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了一系列加强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成果，包括：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中美双方承诺扩大对话和信息共享；增强法律、政策、计划和鼓励措施的基础，以便对食品、药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出口实施有效的政府监督。同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中方同意在2008年6月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前宣布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即将开展的多项合作；美方承诺向中方进一步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包括近期批准招商银行在美设立分行、对在美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实施国民待遇和确认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中资银行的申请进行评估、对中国的证券公司与投资咨询机构在美登记和开展业务实施国民待遇等。对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中方表示：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次具有战略高度的会议、互利双赢的会议、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将要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议，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美方表示：这次对话很成功，显示了双方合作关系日趋成熟，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的精神，能通过直接沟通，讨论困难的问题。通过战略对话，我们在众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达成协议和共识。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也推动了两国其他对话机制取得成果。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长期性、战略性议题，美方将继续同中方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对话，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二、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将更具广泛性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和经贸关系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战略经济对话的展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涉及多个领域议题也更为广泛。从前三次对话可以看出，即将举行的第四次对话涉及的议题将更为广泛，更具有全局性和全球性。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除了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话题外，还将纳入能源、环保、食品安全等具有全球性的议题。另外，在当前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预期、次贷危机影响不断蔓延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以及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物价上涨等困难的情况下，确保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共同应对两国所面临的挑战，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推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是各界所期待和高度关注的焦点。

　　虽然已经举行的三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降低环保产品关税等焦点问题上，中美双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毕竟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共识和成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对巩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近年来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导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据美方统计，虽然2007年美对外贸易逆差总体下降了6％，但对华贸易逆差则上升了10％，货物贸易逆差为2563亿美元（2006年为2326亿美元），美对华出口652亿美元（增加了101亿美元，增长11.7％），美对华进口3215亿美元 （增加了337亿美元，增长18.2％）。因此，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着力商讨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议题中，美将有可能以美中贸易逆差为由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50多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为此，中美双方希望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并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因此，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将兼顾战略经济对话的战略性与功能性，也是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双方对话过程中需要克服的焦点问题，维护战略经济对话处理双方长期性、全面性、战略性经贸问题的重要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被各方面视为化解两国经贸纠纷的有效途径。

　　另外，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如能在环保、食品安全等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发挥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作用。同时，促进中美经贸健康发展、防止经贸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经济因素对经贸的阻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定位，将是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取得更多积极成果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本着互利双赢、加强互信原则，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切实发挥对话的平台作用，随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扩大对话成果。

三、中美经贸关系中不散的阴影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逢美国国会“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进一步加剧的时期。

　　特别是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交给美国国会一份题为《美中贸易：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这份措辞激烈的报告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再添阴影。美国出台的美中贸易评估报告，是我国人世以来美国首次公布的对华贸易政策综合性评价文件。这份长达29页的报告，一方面承认“美中贸易20多年来的发展扩大和加深了美中在各个层次的关系，双边贸易使两国共同受益”，确信“2006年后中国全面履行人世承诺将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机遇”。但同时又强调，在共同受惠的同时也引起一些摩擦，并列举了双边贸易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对一些进口产品设置贸易壁垒”；“未能有效制止盗版活动的猖獗”；“中国政府给予企业补贴行为”；“中国没能完全履行人世时所做出的开放市场承诺”。报告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美将采取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准备“就北京违反贸易规则问题”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特别是美可能向世贸组织提起“中国未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和“中国歧视进口汽车配件的法规”的两起中美争端案。报告中所列举的多项责难，使美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评估有了更多借题发挥的借口。这是美政府面对国会部分反中国情绪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强大压力而做出的选择。报告的内容及各项措施，显然具有针对性和较强的操作性，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的范围既广泛又具体，也像是一篇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檄文”。美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份美中贸易政策评估报告，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威胁论”人的口味。美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的出台不能不说是来势汹汹，同时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

　　美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出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从美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人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人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人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到2001年底中国人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此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的出台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在此之后，中美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并于2006年 12月进行了首轮对话，对话虽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受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

　　2007年以来，随着美2008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2008年以来美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 50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例如2007年2月美国向世贸组织（WTO）提出诉状，状告中国的贸易补贴政策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紧接着3月，以中国给予造纸企业出口补贴为由宣布对中国生产的高亮度加膜纸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4月9日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又宣布，美方决定要将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出版物市场准人问题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根据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受理相关申诉后，第一步就是安排争端双方进行磋商，而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恰逢这一微妙时刻进行。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特别是随着美国大选的激烈展开，在这一敏感时期的政治背景下，正如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共和党议员科克所说“中国问题将变得更加敏感”。”

　　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同样也出现在贸易领域。在这一背景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一种新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四、对话机制的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

　　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对话机制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同时，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2723亿美元，欧盟对华贸易的赤字达到1305亿欧元，比2005年增加220亿欧元，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人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

　　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 3月将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屿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e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中美间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深层次意义所在，不仅体现了中美战略经济关系，也为国际间解决贸易争端树立了新的典范。正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所说，“中美关系对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是对全球化所需的国家义务的考验，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解决逐步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先例”，这也是此次对话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原因。另外，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影响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  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