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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浙江流通业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的由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强制性变迁和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引导的由非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诱致性变迁的非凡历程，取得了巨大成效。

　　浙江是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流通业中非公有经济成份最为明显与活跃。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发展到今天，是新中国成立60年发展演变而来，同样，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未来的构成，也是在今天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合乎逻辑地发展下去。因此，对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迁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结构变迁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迁是一个分阶段、逐步演进的过程，且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浙江流通业实行的是一种高度集中、分配式、多环节、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商品流通渠道是一种“四级大流转”（即零售企业只能向三级批发站进货，三级批发站只能向二级批发站进货，二级批发站只能向一级批发站进货的流通模式）和“三固定”模式（即固定供应范围、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率）。这种以批发站和百货商店为主流的流通主体，实际上是隶属于各级政府的分配机关，其职能是按照政府的指令在居民中完成实物配给，其主要任务是“稳定物价”和“保障供给”，而不是满足消费、促进生产。

　　计划经济时期，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处于绝对主导地位，1961--1977年公有经济零售额占全社会比重平均达到95％。这种单一所有制结构，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它体制僵化、供求紧张、渠道单一、重生产、轻流通，无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

　　第二阶段，1978-1997年--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度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出于谋生和对致富的渴望，以温州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城乡居民，开始了兴办个体和小型私营企业的活动。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缓解和消除商品短缺状况、发展市场关系、活跃地方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不过，就全省来说，这一阶段发展非国有经济主要在于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到了1990年，流通业公有制经济零售额占全社会比重为58.8％。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还受到很大限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发表，“三个有利于”标准和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经过几年的发展，浙江流通所有制结构得到了相应调整，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流通新体制。这一期间，流通业公有经济比重由1978年的94.8％下降到1997年的25.9％，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则由1978年的5.2％上升到1997年的74.1％。这一时期，是浙江流通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流通业实现了所有制结构调整，扩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解放了流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

　　第三阶段，1998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浙江流通业所有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公有制经济比重继续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快速上升（由1998年的76.3％上升到2007年的90％），成为新的商贸流通主体。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流通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转变”上：一是传统的零售业正在向新业种、新业态转变；二是传统的运输仓储业正在向现代物流业转变；三是传统的集贸市场正在向中高级批发市场转变；四是传统的经营方式正在向以连锁经营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方式转变。2007年，省政府制定了《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确定把现代流通业作为全省的先导型支柱产业，提出了六大措施。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合力推动下，浙江流通业迎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虽然浙江流通业公有制经济比例在逐渐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例在逐渐上升，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其零售额分别从1952年的3.09亿元和7.9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625.07亿元和5593.43亿元。非公有制经济更为活跃，发展速度更快，国有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不断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的优越性，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二、结构变迁的动因

　　所有制结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受到制度形成力量的约束。关于制度形成力量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或自发演进)的结果；二是认为制度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或人为选择和设计)的结果。

　　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两次制度变迁，即计划经济时期由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强制性变迁和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引导的由非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诱致性变迁。

　　计划经济时期浙江所有制结构发生强制性变迁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第一，制度环境变革，政府产生对计划性制度结构的制度需求，实行单一国有流通企业的行政管理体制，非公有制流通企业被视为异己力量而受到排斥；第二，政府利用国家强制力自我供给计划性制度结构，在政府主导下，不时地关闭集市贸易，出现国有流通独家经营的局面，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发生强制性变迁；第三，变迁后的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没有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其结果导致了国有流通效率大幅下滑，但也为流通业所有制结构的诱致性变迁创造了条件。

　　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不应是人为选择或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应遵循自发演进的路径，无论是人为选择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是有害的，都会使改革扭曲变形。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迁是政府引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变迁的动因在于：一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政府对适应市场化的制度结构产生需求，开始改变计划性经济制度结构，并自我供给适应市场化的各项制度安排，使流通业所有制结构诱致性变迁成为可能；二是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失衡及外部收益的存在诱使市场主体自发恢复被政府剔除于制度供给之外的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制度安排；三是政府通过规范发展流通业所有制的法规与制度，引导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实现诱致性变迁。

责任编辑：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