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国际经贸失衡严重，重心依然在美国，焦点转向中国。近期，美国朝野拿其造势，学界开道，舆论鼓噪，政客作秀，将贸易逆差、高失业率、复苏迟缓统统归罪于人民币汇率，情绪化与政治化倾向明显。

　　理论上，汇率调整有助于恢复经贸平衡，但实践中，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汇率变动对失衡调整作用很小，甚至不起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将贸易逆差归罪于日本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压日元升值，由此签订《广场协议》。结果，1985--1988年日元升值86.1％，但美对日贸易逆差不降反增，由 1985 年的1218.8 亿美元增到1987 年的1516.8亿美元，占GDP比重从2.8％升到3.4％。今天，美政界故伎重演，将贸易逆差嫁祸于中国，指责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然而，事实上汇率变化对调整中美经贸失衡影响极小，下述数字可见一斑。据美方统计，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而美对华贸易逆差则由2005年的2020亿美元增到2008年的2680亿美元。另外，人民币升值对美商品出口影响也不大。以汇改前的 2003--2004年为例，人民币兑美元稳定在8.28，美对华出口分别增长24.3％和31.9％，汇改后的2005--2008年，人民币逐年升值，美对华出口年均增长16.4％，即使2007年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对华出口只增长17.2％。

　　原因何在?因为当前中美经贸失衡具有鲜明的结构性与时代特征，其成因远比经济学讲述的复杂，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治理问题，更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力量格局变迁使然。历史上，每当新兴大国崛起，世界经济难免经历由失衡到再平衡的痛苦调整，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日本、德国都不例外。今天，中国、印度等“金砖四国”经济起飞，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拓展国际经贸空间，不但改变自己，也改变着世界，使世界变平距离拉近。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难免冲击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产生诸多结构性碰撞。一方面，美日德失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不平衡日益加剧，是世界经济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

　　故此，中美经贸不平衡仅仅是全球失衡的一个特殊案例。2009年，美国与90多个经济体有贸易逆差，中国是其中之一。中国对美有贸易顺差，但与亚洲、拉美等为逆差。借用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罗奇先生的一句话，“采取双边补救措施解决多边问题，就像整理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无济于事。除非削除造成多边失衡问题，但在全球化环境下几乎不可能。所以，一味盯住人民币汇率，只会扼杀脆弱复苏中的国际贸易，打乱缓慢恢复中的世界经济，加剧美国自身贸易逆差。因为，目前美从华进口商品往往是刚性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低，国内缺乏替代性，将其转移到其他地区，进口成本会更高。这是现阶段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暂时无法改变。

　　深层分析，中美经贸失衡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推动外国直接投资加速流动，使商业活动无边界化，特别是跨国公司已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使中间产品交易异常频繁，全球产业加速转移，业务外包方兴未艾，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格局。期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将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到海外，使中间产品贸易大量增加，最终出口产品包涵诸国附加值，下游生产国附加值最低，但现行统计方式将其算入生产国出口。目前中国正处于下游，每年承接大量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的大量出口人为抬高中国的贸易顺差。2009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的48.8％，顺差达2647亿美元，而我们的顺差总额只有1961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扣除加工贸易顺差，中国则有686亿美元的逆差。当然，加工贸易给我们创造诸多就业，也带来微薄的附加值。如一部在美国售价300美元的iPhone，中央处理器产自新加坡，触摸屏来自美国，美方还保留研发与零售的大部分利润，在华组装只留下4美元的加工费。因该产品在中国组装，最终算入中国出口。试想，如果对此款产品征税，最大受损方应该是谁?

　　事实上，中美经贸失衡的最大制造者是跨国公司。2009年，中国商品出口达12071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6722亿美元，占总出口的55.9％；在19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外企顺差达1270亿美元，占总顺差的64.8％。假如扣除外企顺差，我们的顺差只剩691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制造者是其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2006年为例，据美商务部统计，美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进口达8627亿美元，是同类出口的2.7倍，逆差为5437亿美元，占美总逆差的71.2％。无独有偶，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前5大逆差国，正好是美前5大逆差国，占总逆差的66％。这绝非巧合，因为只要可能跨国公司就会通过海外子公司销售商品，而不是从美国出口。同时，它们不仅向所在国销售商品，而且将最终产品返销给母公司，结果被算入美国的进口。故此，用贸易权衡美国的全球活动是极为错误的。

　　另外，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明显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倾斜。目前美国使用着全球一半以上的储蓄，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成为资本净流入国。其企业向海外大量投资，国际化生产与全球营销，使其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结果，美以出售债券方式向全球输出债权资产，又以外国直接投资方式向全球购买股权资产。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券收益率低于5％，股权收益率高于10％。这一高一低的收益差额使美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巨额财富。

　　必须清楚认识到，当前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反映的是美技术、金融和商业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不表明美国经济的脆弱性。中方贸易与资本双顺差，只说明我国尚无力改变处于下游的尴尬境地，是竞争力低下与市场不发达的表现。一旦中美经贸趋向相对均衡，说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与美平分秋色了，但要达到真正的均衡恐怕需要很长时间。历史上，美日经贸失衡已博弈数十年，至今表面相对均衡，但实质是日本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尤其是中国，让中国为其承担失衡压力。

　　从辩证眼光看，不平衡是一种“动态均衡”的永恒现象。事物发展永远处于平衡与不平衡之间，中美经贸关系也一样，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需要从“总体平衡”视角看待不平衡问题，并从各自宏观政策入手，循序渐进纠正失衡。 　　 

（来源:光明网  20100413） 

责任编辑：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