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产业地位历史机遇与发展战略
——“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流通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流通在促进经济增长、引导居民消费、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作用愈加明显。但是，当前我国流通产业理论落后于流通实践，流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和组织变革面临多重困难，流通产业的战略地位尚未受到宏观管理层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中国新经济增长阶段的背景下贯彻落实流通科学发展观、发挥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实现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推动流通产业战略地位的确立，不仅是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摆在中国流通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于2009 年11 月21 日在杭州举办“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流通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与浙江工商大学等从事流通领域研究的20多名国内知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流通产业地位与转型升级面临的历史机遇”和“中国经济成长新阶段下流通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两大主题，就分析流通产业面临发展机遇、确立流通产业发展战略、推进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引入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构建流通理论框架， 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加速流通体系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本次研讨会主要内容作一综述。
二、中国流通产业地位与转型升级面临的历史机遇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桥梁和纽带，它已经由社会再生产的末端产业变为先导产业，成为引导生产、消费和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管理层更多地关注制造业发展，而对流通产业发展、流通秩序规制等问题不够重视，使之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由于没有系统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国内流通研究方向分散、研究力量弱、理论的系统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较差，流通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工业制造业理论研究。近年来，一些国内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断言， 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流通概念， 流通不应进入经济学的视野。学术界对于是否存在真正的专门以流通为研究对象，并主要以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的流通理论，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对此，浙江工商大学郑勇军教授认为，尽管在理论界，学者已经提出了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战略产业的"三论"，但从中央角度来看，并未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来认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其中既有政治体制的原因，也有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原因。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地方政府关注地更多的是工业产值、工业税收、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相对地忽略了流通。郑勇军教授指出，中国当前已初步具备把流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角度和实现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的机遇：一是从出口产品竞争优势来看，由于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硬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要想继续保持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只有通过流通成本、商务成本降低这唯一的出路。过去传统理论认为，生产决定流通，因此是"重生产轻流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流通决定生产，流通引导生产。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生产成本较低，但交易（流通）成本很高，因此，发展现代流通业，提高企业竞争力，降低流通成本，不仅关系到中国流通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前物流成本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我国为16.7％，而日本仅为6％——7％，因此，发展以流通产业为先导的现代服务业，提升流通效率，降低经济运行中的流通成本，实现流通产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中国提升出口产品价格竞争优势的主攻方向。二是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产业升级的实质在于功能的升级，不能只停留在制造加工阶段，必须在功能设计环节、流通和销售环节升级。虽然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流通在国际上仍很落后，缺乏竞争力，如果流通渠道和品牌的话语权让给境外的公司，我国的发展将陷入一种“拉美陷阱”，因而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三是从国家宏观调控方面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如果没有流通的支撑，都将只是一句空话，流通产业只有实现转型升级，才能在战略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来看，中国面临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双重机遇，有望助推中国流通业国际化、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流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速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历史机遇，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高铁生教授认为，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当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流通产业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沉重打击。但是，流通与市场并不是经济危机纯粹消极的投影，中国经济的复兴离不开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离不开流通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当前，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防止经济增长滑坡的治本之策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除了要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还要重视活跃市场、促进流通、扩大营销，更有效地实现产销对接。流通在扩大内需、消费升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铁生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内需的撬动、信息技术革命、资本输出、人民币国际化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都将给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机遇，未来5——10年内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宋则从制造业角度阐述了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下，政府目光始终聚焦在能源和制造业，流通从来就不在视野之内。实际上，在新世纪“经济节奏较量”的新动向面前，在全球化竞争的新情况面前，流通业及其网络状流通渠道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是国家国际政治地位的坚实基础。从"惊险的跳跃"角度观察，市场经济也是“渠道经济”。“影响力滥用”的垄断性跨国集团通过超低价大额订单机制和巨额采购，已经掌控了国内产品的流通渠道。外资进入中国流通业的真正目的，是运用网状采购——销售渠道"影响力滥用"的垄断优势，以极低的采购价格倒逼中国制造业，使之屈从其构建的全球供应链，纳入其苛刻的产业控制体系，最终牟取高额垄断利润。轻视流通的传统以及缺乏流通渠道，已经使中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沦为一无知名品牌、二无核心技术、三无销售渠道、四无商业信誉、五无有效信息、六无盈利潜质的被边缘化的一个个车间孤岛。因此，在市场经济新环境下，具有高效率和强大竞争力的商品采购和分销渠道的流通同样是稀缺资源，同样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甚至是更重要的命脉，绝不可掉以轻心。
广东商学院王先庆教授通过区域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分析指出，未来中西部区域竞争力将取决于流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区已经相继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即人均GDP大多处于2000——3000 美元阶段。区域内的生产制造业处于加速扩张状态，工业化进程开始向重化阶段升级转型；同时，区域内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开始进入起步和初期发育阶段，即商贸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必须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培育、扶持和发展。只有它及时得到发育成长，才能为工业化中后期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建立起强大的市场体系和流通体系，使工业化进程不会因为"流通瓶颈"而受阻，甚至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一个区域内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发育成长有两条路径：一是内部生长；二是外部移入。前者更有利于本土经济的发展，但后者则更有利于行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还正处于如火如荼的状态，原始积累没有完成，资本和资源大多投入到了生产制造业，本土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培育成长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此，“内生型道路”必须和“外部移入”结合起来，通过引进外部发达地区的商业资本、流通技术、先进的流通业态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再和沿海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企业已经建立起来的流通渠道体系和销售网络进行“嫁接”。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土商贸流通业更加快速地成长。王先庆教授认为，五至十年内，中西部区域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话，那么，十年之后，将主要取决于流通领域的竞争力。
会议代表普遍认为，发展流通产业，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现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到了相当程度，绝大多数商品已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现在的“买方市场”，经济由生产约束型转变为市场约束型、由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此时，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启动市场、满足需求、带动生产的关键。因此，要充分认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克服"重生产轻流通"的片面观点，树立“工商并举”、“大流通”的观念，真正把流通业摆在先导性支柱产业、战略产业的位置上，给流通业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实现流通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发展现代化大流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中国经济成长新阶段背景下流通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世界经济的格局，推动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转移，虽然也对中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同时给中国带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产业结构通常用三次产业的GDP构成来说明，这既可直观表现产业之间的结构特征，又可表现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阶段特征。通过对三次产业结构分析，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内需将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进入到一个经济增长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流通产业如何选择发展战略实现转型升级、政府如何选择产业政策来推动流通发展也变得日益重要。中国人民大学马龙龙教授指出，今后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政府应从以下方面关注流通产业：一是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正确认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流通在有效配置资源、完善市场体系和经济体系、促进商品价值实现、引导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科学构建各主要类别商品产业链和供应链，进一步扶持专业化、规模化的大型流通企业和流通中介组织，构筑现代流通体系的微观基础，同时依托优势资源实现区域专业化，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形成流通体系的“成本收敛——流量扩张”效应；二是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30年以来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生产资料供应体系、商品价格管理体制、产品质量与消费安全等方面流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应从发展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作为制定流通政策的依据；三是要在大国经济和大国流通新背景下研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创新、装备升级、资本运作等方面下大工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流通产业核心竞争力；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健全流通法制建设。整饬流通法律体系的时空差异，整合不同时间、不同部门、不同地方针对具体流通问题制定的不同法律，并根据流通发展形势的变化对流通实践层面的市场失灵提出新的法律规制要求。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荆林波通过对宏观经济关注指标分析，指出应把消费作为流通产业发展和研究的主攻方向。当前，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指标主要有GDP增长、进出口、就业和物价指数（CPI）等，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是GDP的四个构成要素。在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减少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中国出口急剧萎缩，长期以来支持我国经济增长“两架马车”的投资和出口拉动模式将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的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消费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对GDP增长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也最大。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暂时困难，中央及时作出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搞活流通、促进消费”和振兴现代物流产业等重大决策，对商贸物流服务业寄予的厚望前所未有，如国家启动的“家电下乡”，“汽车补贴”等经济刺激政策。而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流通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消费密切相关的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这就对我国流通产业政策，尤其是消费政策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郑勇军教授认为，流通产业要振兴、要实现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打造微观基础，实现功能升级、产业集群转型与新型产业组织生成。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日本扶持流通企业发展的经验，促进流通产业重组与融合、培育流通大集团与世界级企业生成。中国流通产业发展同样需要威廉•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模式。如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既经营物流，同时又是供应链，通过整合功能，形成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势，大大地提升公司运行的效率，目前在流通领域按销售收入已经全国排名第一位。郑勇军教授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培养一大批像浙江物产集团这样具有竞争力的流通产业大集团，也需要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无形市场里面涌现高科技流通业态。如果能在微观基础上做强，那么中国流通产业的振兴也就具备了基础条件。同时，郑勇军教授认为，流通产业理论的研究必须与主流经济学并轨，加入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将流通理论的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战略相结合研究，只能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才能唤起中央政府对流通理论的重视，进而使流通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流通界学者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把流通最基本的概念、内涵、发展功能等一般规律形成标准的教科书和通俗易懂的简易读本，让政府官员看懂、让企业家读懂。
在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背景下，高铁生教授认为，中国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应当采取如下对策：一是要鼓励各种所有制、各种业态的多样化发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采取多样化的零售业态，鼓励流通资本输出，推动中国从商品输出向商业资本输出的转变，从输出商品向输出自主流通渠道的转变，使利润能留住而不再流失。大力发展由流通企业牵头的商社式的跨国公司，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中国需要更多的像香港利丰集团之类的流通大企业。二是要改进和完善政府对流通产业的宏观调控机制，完善流通法律制度，充分重视流通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对流通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改善流通基础设施。三是要创新理论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流通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国情和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流通理论来支撑。四是要用先进技术改造和创新流通业，推进流通现代化，以先进的信息与网络技术，推进电子商务在流通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改造和提升传统交易方式，借助现代物流配送技术，为用户提供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全天候的销售服务。高铁生教授认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和蔓延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国流通产业必须勇敢地迎接挑战，沉稳地把握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才能能够为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复苏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针对目前制造业与流通业不和谐的现实，从优化价值链的角度考虑，暨南大学陈海权教授提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变：一是要对“重生产轻流通”的文化观念反思和改造。长期以来，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在我国地方政府中根深蒂固。因此，首先要解放思想，没有发达的流通业做支持，再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也难以提升地区产业层次，难以改变沦为“加工组装型”经济体的命运。为切实促成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将主要注意力从以往侧重于制造业转向现代流通业，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创造产业和谐发展的“软”环境。需要以更加开放、务实的姿态，牢牢把握并用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产业创新体系，尤其是运行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不断通过制度的创新去构建产业创新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三是鼓励国内企业联合构建自己主导的网状流通渠道。制造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制造业与流通业是一种利益联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要充分利用本土流通企业的资源，携手合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最终形成制造业和流通业互惠双赢的格局。
本次学术研讨会集思广益，讨论热烈，碰撞出大量思想火花，取得了良好效果。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流通产业在新经济成长阶段下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流通业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经营方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大力推进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竞争力；流通学者应抓住机遇，做好理论研究工作，在转变陈旧的“传统制造业思维”、将流通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来源：中国市场学会 20100602）
责任编辑：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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