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下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到本书吧作了一个题为“国有企业改革现状及其对策”的报告。高梁主任八十年代曾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体改所工作，并曾担任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经济管理文摘》杂志社执行主编，《中国产经新闻报》社副总编；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国防经济研究会理事、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近几年主要做产业结构研究。因此高梁主任对我国的国企改革的过程及现状都相当熟悉，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认识也十分深刻。 高梁主任的本次报告共分两个部分：国有企业改革宏观中的情况和国企改革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自从郎顾事件引起的全国范围内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以来，公众在网络上的讨论十分积极热闹，各方反应也很强烈。2004年新浪网就郎顾之争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参加调查的网民达七万多，而支持郎咸平的占94%以上的绝对多数。从那以后，关于国企改革问题的争议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就没有平息过。时隔两年，这个情况又有何新的变化。高梁主任通过他调查获得的和从有关部门获得以及从相关出版资料收集的一系列材料，直观的说明了情况的变化。
首先为了对近两年情况变化有比较清楚地了解，高梁主任简单回顾了一下国企之前的发展状况。他列举了一组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数据，即企业资金毛利税率和纯利润率。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这两组数据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分别为22-35%和12-24%。这些数据了国企较高的经济效益，说明国企效益并不天生比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差。高梁主任认为，当时的国企的这些经济效益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的，当时国有经济占着绝对主导的比重，而且国家经济为建设时期的短缺经济，工资也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工业上升很快，而劳动力成本并未上升，因此国企能够取得比较高的利税率和利润率。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经济成分的增加，虽然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但各方调研都显示，国企效益真正出现下降时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出现在1992年之后。抽样调查也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80%是始于1993年之后，1995年则成为亏损最集中的一个年份，但亏损最严重则是出现在1998年。另外，在1996年首次出现全国国企净亏损。高梁主任认为，这是因为1994年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使得经济增长相对放慢、国内需求不振引起的。但是更重要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1997年国家的国企改革政策转为产权多元化。在这一年的下一年即1998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了一次大滑坡——利润从1997年的807亿迅速将到1998年的525亿。在国企改制之后，虽然国企户数是逐渐减少的（从1998年的23.8万户降到2003年的15万户，2004年则降为13.6万户，2005年则只有12万多户了。从2003年到2005年，国资委成立三年间，国有工业企业减少了1.2万户，年均减少3967户），但是实现利润、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却有极大的增长（2003年国企的这几个指标与1998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2.2倍、0.32倍和0.6倍）。2002年之后，由于消费的拉动，国企利润更是有较大的增加。2004和2005年国有企业实现主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了20%左右，实现利润总额则分别较上年增长了54.5%和27.9%。但是这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属于能源、电信、交通、矿业、银行等垄断性的企业，制造、加工等开放竞争性的行业的企业却仍存在极大的问题。 2004年国资委领导总结，国企效益下降的原因有五个。第一个是资本金不足。1979年对国企拨改贷之后，国企就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结果基本上就是企业给银行打工，而企业内部没有积累，从而不能进行扩大。第二个是历史原因。很多国企当年建立并不是单纯处于经济原因，特别是三线企业，因此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很难生存。第三个是国家财务制度。以前国企设备折旧年限都很长，一般在20年，远长于发达国家的5、6年，企业剩余都让国家拿去建设了，因而企业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更新。第四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壮大的其他经济成分企业的竞争和挤压。第五个就是1998年以后国家对亏损国企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被取消。除以上原因外，高梁主任叶另外提出了三条。第一，国企普遍负担有庞大的社会职能。相当多的国企并没有把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又有大量离退休职工，一个生产性人员要负担多个人的费用。并且与企业配套的学校、医院、交通等设施也加在企业身上。第二，国企职工工资水平高，同时税收也很高。国企职工的年均工资为14500元，私企则只有8000元，但国企的税负却重达22%，私企和三资企业只有11%，因此国企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进和聘请先进的管理人员。第三，体制问题。但高梁主任强调今天所说的体制问题已经不是改革之初的体制问题了，今天的体制问题就是用人制度的问题。虽然很多企业都获得了比较资助的经济行为，但是，企业的人事任免权仍然是掌握在地方人事部门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因此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出现用人不当、压制人才的现象，及至现在腐败盛行，问题就更为严重，以至于大官傍大款、大款帮大官及地方官员与经理层共同窜谋买断企业屡见不鲜。由此高梁主任认为，政府管理和监督问题是现在国企改革的最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是提高薪酬的激励机制了，而是找到德才兼备、有责任心、由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负责人以及有效的奖惩制度。当然，高梁主任认为明晰产权，并由企业董事会和股东会来解决也是重要的，但这需要就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而定。 国企改制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接改为私营企业。到2002年的中国私企抽样调查中，发现有25.7%的私企是由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在东部这个数字更高达45.6%。从2000年的176万户到2003年的300.55万户，国有和集体企业为我国私企的这个飞跃立下了“汗马功劳”。改制后的私企的企业主大部分直接就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只是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劳保费用都严重减少了。国企解困的另一方式就是破产。据国资委统计材料，截至2004年4月，全国安排政策性破产3377项，核销银行呆坏账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损失2238亿元，安置职工620万。 但是，国企改制解决的指示企业的问题，改制过程中却会产生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从1993年减员增效以来，到2000年国企改制共造成3000多万的下岗职工，制造业在1992年到2002年十年间，工人就春减少了2500多万。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数字的下岗失业，高梁主任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原来企业中就存在大量的富余人员（在中央企业高达1/3），另一方面则因为国企关停破的面过大，国研中心企业所统计材料显示中央企业改制面达25%，地方企业则是60%。为解决如此大量的工人的身份置换（取消工人从前的终身雇佣身份）问题，国家需要花费巨额的成本，而且现在企业仍然有4000多万职工，解决他们身份置换仍需要付出8000——10000万亿元的改制成本。除下岗失业以外，企业原属配套设施学校、医院等的安置，也同样需要巨额的投入。因此，国企改革对政府而言，仍然任务艰巨。
在了解了全国国企改制的一般情况之后，高梁主任特别着重调查了东北三省的具体情况，因为东北三省曾经是我国国企改革问题的重灾区，对它们国企改制情况的考察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2004年辽宁尚有国有（及控股）企业4500户，工业企业1331户，但只有冶金、煤炭和化工行业的企业能够盈利，58%的国企出现亏损。吉林到2003年为止共有969户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不是长期停产就是资不抵债，下岗失业工人超过100万。黑龙江的情况也不必强两个省好。到2003年底还剩存国企5081户，国有工业企业974户。2005年是东北三省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决战期”。在这一年，辽宁国有大型工业企业改制62.5%，国有股份比重降到50%以下；吉林省及省以下直属国有工业企业全部完成改制；黑龙江3000多户国企，90%中小型企业和85%的大型企业完全改制。但是，对于这些国企所需的高额改制成本（包括原企业职工的安置费用和企业债务偿还），由于地方和企业财力拮据而无法支付，这使得许多企业连破产程序也无法进行。企业破产后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不破产企业有序背负极其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高梁主任指出，企业改制后的相关问题人亟待研究。 国企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整体出售、合资合作、破产、兼并等方式改制后，一部分被完全私有化。这部分企业发展有好有坏，但不少投资商在并购企业后，遣散原有企业工人并变卖掉企业设备，最后将企业地产用。放到市场竞争中比较提高。 最后，高梁主任还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安全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确有着种中的不满，但是事实既已形成，而且在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因此必须在此基础上探寻我国经济安全的对策。高梁主任说，现在情况下，中小企业可以通过私有化来实现改制，但是对于在行业或部门中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是与国防有关系、与武器军工生产配套的骨干企业，或者是行业技术研发中心，或者是在行业的生产销售生态链中占支配地位，MBO或改为房地产是不行的，因此对这些企业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改制方法要谨慎。没有在技术、生产和销售的骨干企业，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成为一句空话。高梁主任通过上述的分析调查，批判了那种“为改革而改革”而毫不顾及国家经济安全的误国误民的思想，他说，改革的目的是强国富民，而不是把我们的工人的组织权力交给外国人。针对国企改制的现状，他提出了自己的三个意见：第一，体制改革必须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具有战略性的企业改制必须由国家支持和国家进行；第二，惩治贪官腐败，推贪污分子要进行追溯；第三，国家成立专项的基金来保证战略性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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